在往这儿跑。小门一响，我的心就一跳。您想想，在齐脸高的小窗户外总有一双肮脏的靴子走来走去。那是磨刀师傅。我们这幢房子里谁需要磨刀工？磨什么？磨什么刀？

“她走进栅门只一次，等待中我的心至少要狂跳十回。我没说假话。时钟指到正午，她就要来了，我的心更加怦然不已，直到她那双带钢襻儿和蝴蝶结的黑麂皮鞋子悄没声地走到我的小窗前。

“有时她也淘气。她在第二个小窗前站住，用鞋尖踢踢玻璃，我马上奔到窗口，鞋子和遮住亮光的黑绸衫都不见了。我就去给她开门。

“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关系，这一点我能保证，虽说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她丈夫不知情，朋友熟人也不知道。我租地下室的那幢老房子是单门独院，邻居们自然知道也见过一个女人上我这儿来，但他们不清楚她姓甚名谁。”

“她叫什么名字？”被爱情故事深深吸引的伊万问道。

客人做了个手势，表示他绝不会告诉任何人，就接着讲自己的故事。

伊万知道了，大师和那位匿名女子情爱至笃，已难舍难分。他还能想象出独幢老屋地下室的两个房间，在围墙和丁香树的遮掩下终日光线幽暗。房里摆着红色旧家具、老式写字台，台子上的座钟每半小时鸣打一次，那儿的藏书从油漆的地板直堆到烟子熏黑的天花板下。房里还有一个火炉。

伊万知道了，客人和他的秘密妻子一开始就认定：他俩在特维尔大街胡同口的邂逅乃是命运的安排，他俩互为对方而生，他们是永远的一对。

伊万还从客人的讲述中了解到这对恋人日常生活的情况。每天她一来，就先系上围裙，走进狭小的前室——可怜的病人引以为自豪的盥洗盆就在那儿，她点燃小木桌上的煤油炉，开始做饭，然后在第一间房的椭圆形桌子上摆好早餐。在五月雷雨季节，雨水哗哗流过模糊的小窗，冲进门槛下的空隙里，简直就要淹没这最后的栖所。恋人们便生起火炉，烤土豆为食。土豆冒着热气，皮烤焦了，弄得手指乌黑，小小的地下室里充满了笑声。而在外面园子里，树木摇落着风雨摧折的枝条和一串串白色的丁香花。

雷雨季节过去，到了闷热的夏天，花瓶里便插上了这对情侣共同喜爱和盼望已久的玫瑰花。自称大师的人狂热地赶写他的小说。匿名女子也被这部小说完全吸引住了。

“说实话，有时候我真要为她吃小说的醋呢，”阳台月夜来客悄悄告诉伊万。

她把修剪得十指尖尖的纤手插进头发里，无休无止、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他写好的章节。她读完了，就为他缝制那顶小帽。有时她蹲在下格书架边，或站在椅子上够到书架的最上格，把数百本落满灰尘的书脊擦拭干净。她预言小说会带来荣誉，督促他努力工作，并开始称他为大师。她切盼着早日读到小说最后关于第五任犹太总督的那句结束语，她反复高吟她喜爱的一些佳句，并说这部小说就是她的生命。

小说于八月脱稿，交由一位不认识的女打字员打印了五份。走出秘密栖所投身外界生活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我捧着这部小说投入了外界生活，我自己的生活便宣告结束，”大师喃喃道，垂下了脑袋，绣着黄色“М”的惨黑的小帽在伊万眼前摇晃了很久。下面的故事他讲得不很连贯，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伊万的客人当时大难临头了。

“当时我初涉文坛，现在一切结束了，我也毁了，回想起来真是可怕！”大师激动地说，并举起了一只手。“是啊，他太让我吃惊，太让我吃惊了！”

“谁？”伊万的声音极小，唯恐打断了激动不已的讲故事人。

“编辑，我是说那个编辑。小说他看过了。他望着我，就像我闹牙疼肿了腮帮子似的，然后他瞟着墙角，甚至不好意思地嘻嘻一笑。他心不在焉地揉着我的手稿，不时清一下嗓子。他问的那些话仿佛都是疯话。他根本不谈小说本身，却问我是什么人，从哪儿来，写小说很久了吗，为什么从前没有听说过我，甚至提出了一个我认为是愚蠢透顶的问题：谁授意我用这种奇怪的题材创作长篇小说？

“他把我惹烦了，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他到底愿不愿意出版我的小说。

“他有些慌乱了，支支吾吾地说，他个人不能决定这个问题，还要请编委会的其他成员读一下我的作品，他们是：批评家拉通斯基、批评家阿里曼和文学家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罗维奇。他请我过两个星期再来。

“两星期后我又去了。接待我的是个年轻女子，她的双眼都斜向鼻梁，大约是经常撒谎的缘故。”

“这是拉普雄尼科娃，编辑部秘书，”伊万冷笑道，他对客人愤愤然描述的那个圈子是熟稔的。

“也许是吧，”客人说，“我从她那儿拿回了我的小说，已经弄得油污破烂。拉普雄尼科娃尽量避开我的眼睛，通知我说，编辑部稿子积压很多，两年都发不完，所以，关于出版我这部小说的问题，照她的说法，‘暂不予考虑’。

“以后的事情我还记得什么呢？”大师揉着太阳穴，嘟哝道。“噢，我记得散落在小说扉页上的红色花瓣，还有我女友的眼睛。是的，我记得她那双眼睛。”

客人的叙述渐渐变得语无伦次，吞吞吐吐。他讲到斜飞的雨丝，在地下室里栖居的绝望，以及他又去过什么地方等等。他小声悲鸣道：是她推动他去奋争的，他丝毫也不怨她，不，他不怨她！

接下去，伊万听出来，像是突然发生了一桩怪事。有一天，我们的主人公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