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他只不过爱看白戏，其实跟剧院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尼卡诺尔既不白看，也不花钱，他压根儿就不去剧院，甚至到了谈剧色变的地步。他开始痛恨剧院，痛恨诗人普希金和天才演员萨瓦·波塔波维奇·库罗列索夫。尤其后者，他更是恨之入骨。去年报纸上刊登黑边讣告说：库罗列索夫在其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患脑溢血逝世。尼卡诺尔见报大骂“他活该”。激动得面孔血红，差一点追随库罗列索夫去了。不但如此，名优之死勾起了尼卡诺尔许多沉痛的回忆，那天晚上一轮圆月照耀花园大街，他独自举杯邀明月，喝了个酩酊大醉。每一杯落肚，眼前浮现的可恨人物的队伍便多出些人来，队伍中有：谢尔盖·东奇利、美人儿伊达·沃尔斯、那个养斗鹅的红头发汉子和直言不讳的尼古拉·卡纳夫金。

那么，这些人究竟怎么了？对不起，这些人什么事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事。因为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讨人喜欢的演员兼报幕员，以及那个剧场，什么把外币藏在地窖里烂掉的老守财奴波罗霍夫尼科娃大婶，当然还包括那些金喇叭和放肆无礼的厨师等等，一概都是子虚乌有。这全是下流坯科罗维约夫让他做的噩梦。尼卡诺尔梦见的唯一真身活人只有库罗列索夫，因为那个演员经常在电台演出已深深印入了他的脑海。只有此人是真的，其余的人都不存在。

那么，或许阿洛伊济·莫加雷奇也不存在吧？噢，不！他非但当时存在，至今也确有其人。正是他接替里姆斯基当上了杂耍剧院的财务部主任。

阿洛伊济离开沃兰德处大约过了一昼夜，在一列快要抵达维亚特卡市的火车上清醒过来。他肯定自己是在精神恍惚中不知为什么乘车离开了莫斯科。临行匆忙，他竟忘记穿长裤，却莫名其妙偷了房东家那本对他毫无用处的户口簿。阿洛伊济花大价钱从列车员那儿买到一条油渍斑斑的旧长裤，忙从维亚特卡返回莫斯科。可是，唉，房东家的小楼再也找不到了。那幢破旧老屋已被大火烧得精光。然而，阿洛伊济毕竟精明过人，两周后他就住进了布留索夫胡同的一个漂亮房间，几个月后，他已经坐在里姆斯基的办公室里了。就像过去里姆斯基为斯乔帕苦恼一样，如今轮到瓦列努哈吃阿洛伊济的苦头了。瓦列努哈一心只想把这家伙从杂耍剧院弄走。他对自家哥们儿悄悄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像阿洛伊济这样的坏蛋，这个阿洛伊济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这也许是院务部主任的偏见。阿洛伊济并未做什么坏事。剧院里也太太平平，无非是索科夫的小吃部主任一职换了别人。从沃兰德到莫斯科那天算起，大约过了九个月，安德烈·索科夫在莫斯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死于肝癌……

是啊，若干年过去了，往事如烟，本书如实描写的那些事件已在人们记忆中淡漠了。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并非所有的人！

每年春天，在月圆节日的黄昏时分，牧首塘公园的椴树下面总会走来一个男人，年纪不过三十出头，棕红头发，淡绿眼睛，衣着很朴素。他就是哲学历史学研究所的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内列夫教授。

教授走到椴树下，总是坐到他当年坐过的那条长椅上。当年那个傍晚，早已被人遗忘的别尔利奥兹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一个支离破碎的月亮。

今晚的月亮是完整的，薄暮时是玉白色，后来变成金黄色，月中有龙马的黑影。它在从前的诗人流浪者伊万的头上缓缓飘移，又像一动不动地挂在高空。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对一切都已洞悉而了悟。他知道自己年轻时曾被一伙会催眠术的歹徒所害，后来经过治疗痊愈了。他也知道，有些事情非人力可以左右。例如这春月的团，他是毫无办法的。每当月圆时节渐渐临近，曾经高挂在五烛灯之上的这轮明月日益圆满和泛出金黄色，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就开始心烦意乱，寝食不安，直到它团的那一天。当这一天终于到来，伊万·尼古拉耶维奇决不会待在家里。黄昏时他必定要出门前往牧首塘。

他坐在那条长椅上，无所顾忌地自言自语，抽着烟，眯眼看看月亮，又看看那个令他难忘的旋转栅门。

这样度过了一两个小时，伊万·尼古拉耶维奇站起身，睁着两只茫然的、视若无物的眼睛，总是沿着同一条路线，经由斯皮里多诺夫卡大街，径向阿尔巴特街的胡同区走去。

他经过卖煤油的小铺子，在灯柱歪斜的老式瓦斯路灯下拐个弯，悄悄走近一道栅栏。栅栏内是草木茂盛但尚未覆盖的花园，里面有座哥特式别墅小楼，月光照见它一侧的三扇窗玻璃晒亭，它的另一侧隐没在黑暗中。

教授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把自己吸引到栅栏边来，不知道这别墅里住着什么人。但他知道，在月圆之夜他拗不过自己。他还知道，在栅栏后的花园里他总会看到同样的景象。

他会看见椅子上坐着个留胡须、戴夹鼻眼镜的中年男子，此人仪表堂堂，只是脸型略微有些像猪。他总是看见这位别墅居民用同一种憧憬的姿势仰望月亮。伊万知道，椅子上的人赏过月后，必定转眼去望晒亭，死死盯住那几扇窗户，仿佛它们就要打开，窗台上会出现某种不寻常的东西。

接下去也是老一套，伊万都记熟了。这时他必须在栅栏边隐藏好，因为那个人马上就要不安地转动脑袋，眼睛四处乱望，似在空中搜寻什么，而且必定面带欣喜的笑容，然后笑容变成甜蜜又忧伤的表情，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