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66）

致《交锋》编辑：

我很高兴福塞尔先生不反对我韵律方面的注解，只要它们仍然附在一部冗长和枯燥的书后。有趣的是，他反对它们以小巧便捷、独立成册的形式出版。就我来说，我不同意他的假设：我对英国诗人借用和重写法国伪古典风格的反感是“基于18世纪四音步诗歌创作”。在把蒲伯(2)的五音步诗和斯特恩的散文扯进来之前，他应该仔细看一下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评注中是如何谈论蒲伯和斯特恩的。我不知道“科尔沃男爵”和弗班克（教授？）是谁，也不知道“营地”（校园？）(3)对四音步诗的神韵产生了什么影响；但我能肯定，对四音步诗韵律作严肃研究时的随机抽样与福塞尔先生戏称的“英国新教责任感的言外之意”没有什么联系。一段文字中意义是否含混往往是偶然的，只有庸人才会声称这种偶然性是“不可讨论”的。如果福塞尔先生因我不得不发明一些术语来表达新的或不熟悉的概念而感到困惑，那只能说明他不理解我的解释和例证。我初步研究的目的是要描述（不是“阐述”）诗歌结构的某些方面。我怀疑我的观点可能在他一往情深地耕耘的园地中激怒了这位保守的专家，但对福塞尔先生眼下让我感到愉悦的这种学术媚俗，我倒几乎没有准备。

(1)　发表于1966年4月。

(2)　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诗人。

(3)　“营地”原文为camp，其词义之一为“营地”，但也有“夸张、做作、滑稽可笑”之意，1964年，美国著名作家、批评家桑塔格发表《关于Camp的札记》，将其作为一种新感受力或新文化趣味，此后，此词流行开来，现多音译为“坎普”。

《星期天时报》(1) （1967）

致《星期天时报》编辑：

我强烈反对《红色信件伪造者》（1966年12月18日）中关于我父亲的言论，根据你们的四个研究者的说法，他被一个君主主义分子枪杀，因为“他被怀疑太‘左’倾了”。在我看来，这种胡言乱语很讨厌，理由如下：这很像源于苏联歪曲事实的虚假材料；暗示俄国侨民首领是歹徒；谋杀的理由不成立。

我父亲在革命前就是合法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之一，他发在侨民报刊《方向报》（RUL）——柏林唯一有影响的俄文日报——上的文章就其意义来说，只是西欧自由主义传统的继续，而至少从1904年起，这一思想已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虽然在柏林和巴黎的俄国君主主义者中可以发现一批体面的老人，但他们没有素朴的心灵和有影响力的人格。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