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有人会指控我捏造了这个名字——使用了一种极其滑稽和糟糕的俄语（kak izvestno dlya lyubogo studenta，如每个学生都知道的）来介绍这一有趣的看法：文本的忠实是不必要的，因为“（普希金）作品的题材并不很重要”。他还抱怨我对普希金之类的作家，如莫扎列夫斯基、托马舍夫斯基、邦迪、谢戈廖夫及戈夫曼不置一词，他这么说只表明他不仅没有读过我的评注，甚至也没有查过索引；最重要的是，他把我和阿恩特教授搞混了，弗里德伯格先生把阿恩特先生有关他的读者“不是专家，而是学生”这一论断安到我的头上了。还有一个更不走运的绅士（见《洛杉矶时报》），他被我评注的傲慢与偏见所激怒，以致几乎因愤怒而窒息，他给文章起了个耸人听闻的题目“纳博科夫作为翻译家的失败”之后并无下文，并没有论及译文本身。在更严肃的文章中，有一篇长文刊登在1964年6月28日的《纽约时报书评》上，作者是欧内斯特·西蒙斯，他热心地纠正了第1章25节第5行诗句中他认为的一处印刷错误。他认为“Chadaev”应该是“Chaadaev”，但在我对那段文字的注解中，他应该看到“Chadaev”是那名字的三种形式之一，在那一行中也是普希金自己的拼法，作者对这一行没有多加注意。

显然我不可能讨论所有善意的书评。我将只涉及其中一部分，以感谢有益的提议和指正。我要感谢约翰·贝利（《观察家》，1964年11月29日），他使我注意到他所说的——太亲切了——评注中“唯一的差错”：“Auf allen Gipfeln”（有关歌德的诗歌）应改为“Ueber allen Gipfeln”（我至少可以再加一例：第2章35节第8行的注解有明显的错误，应该无情地删去）。安东尼·伯吉斯在《交锋》发文，意外和断然地取消了我对菲茨杰拉德的喜爱，他证明“醒来！黑夜中早晨已然来临……”一句中，“风趣的形而上宣教士”的实际隐喻是错误的。约翰·韦恩（《听众》，1965年4月29日）在一种纯粹的风格方面使我立刻为我的一个“受害者”感到遗憾，收敛笑声：“顺便说一下，在（讨论韵律）这部分，阿瑟·休·克拉夫被形容为一个打油诗人，其效果就像是看一个无辜的旁观者突然被房顶上掉下的雪砸倒……”托马斯·肖（《俄国评论》，1965年4月）认为，我应该在普希金毕业后将他提升到十等文官（“学院文书”），而不是把他搁在官梯的第十四阶上；但我在书中找不到他所说的印错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