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我们的顾客——像大部分爱书人一样，外在的苍白脸色掩饰不住他们内心的热情——当他们发现平装本的温特的书、看见它们色彩丰富的封面时，似乎都变得容光焕发起来。午饭后，我们完成了那箱书的拆包、编目和上架工作，店里没有顾客，我们便像往常一样坐下来阅读。时值深秋，外面正在下雨，窗户蒙上了一层雨雾。店里的煤气炉嘶嘶作响；我们对此听而不觉，并排坐在一起专心致志地看书，我们之间的距离既近又远。

“要我弄茶喝吗？”我从书中抽身出来问道。

没有回答。

我还是泡了茶，并放了一杯在他身旁的桌上。

一小时后，那杯茶原封不动地冷了。我泡了一壶新茶，又挨着他放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杯子在桌上。他对我的每一个动作都毫无知觉。

我轻轻地抬起他手中的书，看它的封面。那是维达·温特的第四本书。我把书恢复原位，仔细端详我父亲的脸。他不能听到我，也不能看见我。他正身处另一个世界，我好像是一个鬼魂。

这是我对温特的第一个记忆。

第二则细节是一幅肖像。一幅侧面肖像，明暗对比强烈，巨大的肖像居高临下，使得在它下面等车的上下班旅客都显得很矮小。那只是一张糊在地铁站内的招贴板上的宣传照，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它所刻画的形象却携着一股子庄严和神圣，犹如被遗忘已久的女王和远古文明所雕刻的石像。凝视肖像上眼睛的优美弧度，颧骨明晰流畅的轮廓，鼻子完美无瑕的线条及比例，你会大感惊讶，人类变化的偶然结果却能创造出一件类似肖像中的形象这样完美到不可思议的东西。这样的骨骼，若被未来的考古学家发现，会被视为一件工艺品，不是自然的粗糙产物，而是代表了艺术探索的最高峰。装饰这些骨骼的皮肤像雪花石膏一样泛着一种凝脂般的光泽，与之相比，那头精心设计的金铜色卷发更为光彩夺目，它们恰到好处地散落在漂亮的太阳穴和纤直、优美的颈项上。

仿佛还嫌美得不够，上帝又为她添上了一对非凡的眼眸。在摄影师娴熟的技术下，它们呈现出一种超人类的绿，绿得犹如教堂的玻璃窗，又像是翡翠或绿色的硬糖，它们不动声色地注视着下面上下班旅客的脑袋。我不知道那天其他行人是否对这幅图片有着和我一样的感觉；他们读过温特的书，所以他们或许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我而言，望着那双又大又绿的眼睛，我禁不住想起那句俗话：“眼睛是通向心灵的大门。”可当我凝视她那双不动声色的绿色眼睛，我记得自己认为这个女人没有灵魂。

这些就是我收到信的那个晚上对维达·温特的所有了解。我对她知道得不多。尽管仔细想一想，或许别人也只知道这些。因为虽然每个人都知道维达·温特——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脸、她写的书——但是与此同时，没有人了解她。她的秘密和她的故事一样有名，她全然是一个谜。

好吧，假如这封信是可信的，那么维达·温特是想说出有关她自己的真相。这本来就够奇怪的了，但是我想到的第二件事情更为奇怪：为什么她要把真相说给我听？

玛格丽特的故事

我从台阶上站起来，走进黑漆漆的店里。我熟门熟路，不需要开灯。我对店里的熟悉程度就像你熟悉童年待过的地方一样。皮革和旧纸的气味能立刻给我以安慰。我的指尖划过书脊，就像钢琴家抚摩琴键。每一本书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注释：丹尼尔的《地图绘制的历史》有一个不平滑的、亚麻包裹的书脊；莱库宁对“圣彼得堡制图学会”会议的记录有一个破裂的皮封面，那是一个收纳着他亲手绘制的地图的旧文件夹。你可以把我的眼睛蒙起来，把我带到书店三层楼中的任何一处，我只要用指尖触摸书脊，就能告诉你我的位置。

光顾我们李氏古旧书店的客人很少，平均每天都不到五六个。每到学生过来买新一年教材的九月以及他们在考试后又把教材拿回来的五月，店里会有一点忙碌。我的父亲把这些书称为“迁徙书”。其他时间里，我们会连着几天都没有一个顾客。每年夏天都会有游客偏离寻常的路线，出于好奇，顶着阳光踏进我们店里，他们一进来就会停下脚步眨眨眼以适应店里昏暗的环境。如果他们厌倦了吃冰激凌和观赏河上的行船，或许会在店里停留，享受片刻的阴凉和宁静，反之就会马上离开。通常，光顾店里的客人都是从朋友的朋友那里听说我们这家书店的，当他们在剑桥附近时，就会特别绕道过来看一下。他们步入店堂时，脸上写满了期待，而且会为打扰我们频频道歉。他们是很好的人，和书本身一样安静而友善。不过，大部分时间，店里只有我、父亲和书。

我们是如何保持收支平衡的？如果你知道往来于店里的顾客这么少，或许会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你瞧，就财务方面而言，这家店只是一个副业。赚钱的是别的生意。我们的生计靠的是每年大约五六次的交易。过程大致是这样的：父亲认识全球所有的大藏书家，还熟悉世界上的优秀藏品，你若有机会在他经常参加的拍卖会或书展上见到他，会注意到经常有轻声说话、穿着低调的人走近他，将他拉到一边低语几句。不过他们的眼神决不是平静的。你知道……他们问他，你是否听说过……某本书的名字会被提到。父亲含糊地回答。这样的回答无助于树立希望。此类事情通常都是不了了之。但是另一方面，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