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了他一部分的事情，点到为止。我没有提到自己被人偷袭，还有出租车那部分。“他没在旅馆露面，”我最后说道，“我必须从他那里得到点消息。”

“好吧，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我是他的朋友，不是他那伙人的朋友，”我直截了当地回答。

冯·巴林正嚷嚷着叫人去接电话，接着他凑近电话，好声好气地对我说：“老实交待吧，伙计。老实交待。”

“好吧。但我是告诉你，不是给你的报纸供稿。我被人偷袭了，在卡纳勒的场子外面弄丢了手枪。卢和他的小妞碰见一辆出租车，和人家换了车。接着，他们就从眼皮底下消失了。我不太喜欢这样。卢没有喝得酩酊大醉，不会带着一口袋的钞票在城里乱转。就算他会这么做，那个女孩也不会允许的。她眼光老到。”

“我来看看我能做些什么，”冯·巴林说。“不一定有希望。我会给你电话的。”

我告诉他我住在梅里特广场，生怕他已经忘了。我走出旅馆，又一次坐上马蒙。我开车回家，把热乎乎的毛巾盖在脸上，捂上一刻钟。之后，我穿上睡衣，坐着喝了一杯放有柠檬的热威士忌，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给卡里永旅馆打个电话。凌晨两点半，冯·巴林打电话给我，表示运气不佳。卢没遭到抢劫，所以他没进医院，也没有出现在杰里·克罗斯能想到的所有夜总会。

凌晨三点，我最后一次给卡里永旅馆打电话。接着熄灯睡觉。

第二天早上如出一辙。我试图追踪那个红发女孩。电话簿上有二十八个格伦，其中三位是女性。一个没接电话，另外两个向我保证她们都不是红发。其中一个提出会来见我以示证明。

我刮胡子、冲淋浴、吃早饭，徒步下山走过三个街区，到达康达大楼。

格伦小姐正坐在我的小会客室里。

5

我打开另一扇门，她尾随而入，坐在那天下午卢也坐过的椅子上。我打开几扇窗，锁上会客室的大门，并划亮了一根火柴，凑向她左手持着的还未点燃的香烟，她已经摘下手套，手指上并没有戴戒指。

她穿了一件宽松上衣，下面配了一条格子花呢的短裙，外面罩了一件肥大的大衣，帽子还算合适，但一点也不时髦，暗示了生活的不如意。她没有化妆，看上去约摸三十，一脸疲态。

她拿烟的手太过稳当，这是戒备的姿态。我坐下，等着她开口。

她越过我的头，一言不发地直视墙壁。我等了片刻，给烟斗装上烟丝，吸上一分钟。接着，我起身穿过通向走廊的房门，捡起一堆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信。

我重又在办公桌旁坐下，翻检了一遍信件，其中一封还读了两遍，就好像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似的。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并没有正眼瞧她，也没和她搭腔，但我一直在观察她。她似乎在积蓄勇气。

她终于有了动静，打开一个巨大的、黑色的高级皮包，拿出鼓鼓囊囊的马尼拉纸信封，拉掉橡皮筋，双手合十捧起信封，她脑袋向后仰去，烟灰从嘴角掉落。

她迟疑地说道：“卢说过，如果遇到麻烦，你是能去找的人。我现在遇到了大麻烦。”

我看着马尼拉纸信封。“卢是我一个相当好的朋友，”我说。“我会为他做任何事，只要合理合法。有些不对的事——比如昨天晚上。我的意思是，我和卢并不总干这样的勾当。”

她把没有掐灭的香烟丢进玻璃香烟缸。晦暗的光芒突然闪过她的双眼，随即湮灭。

“卢死了。”声音相当平淡。

我拿起铅笔戳向燃烧的烟蒂，直到它熄灭。

她继续说：“卡纳勒的手下在我的公寓里面解决了他——那颗子弹像是从我那把小手枪里面射出来的。事后我翻找了一下，发现我那把丢了。我整晚和尸体待在一起……我只能。”

她突然停止了叙述，双眼一翻，脑袋一低，磕在了办公桌上。她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那个信封就落在松开的双手前。

我拉开抽屉，拿出一瓶酒和一个玻璃杯，往杯中倒了些酒，绕过办公桌，扶起椅子里的女孩。我把杯口抵到她的嘴边——动作十分用力，都把她弄疼了。她挣扎起来，把酒咽了下去。酒顺着她的下巴淌下来，她的眼睛恢复了生气。

我把威士忌留在她面前，重又坐下。信封的封口打开了，我看见里面的纸币，好几沓。

她开始用梦游一样的声音向我叙述。

“我们在银行换成大票面，但还是很厚一叠。这信封里有两万两千元。另外几张百元零头，我没放进去。

“卢感到不安。他猜到卡纳勒会轻而易举地找到我们。你没露面是对的，你也无能为力。”

我说：“卡纳勒在众目睽睽之下输了钱。这是个不错的广告——尽管有点损失。”

她继续说下去，好似我根本没开口说话。“我们穿城而过，看见有个出租车司机坐在自己停着的车里，卢灵机一动。他给了男孩一张百元大钞，提出自己开着出租车去圣安吉洛，而男孩则在之后把别克送到旅馆。男孩同意了，我们开到另一条路上，互相换了车。抱歉我们甩了你，不过卢说，你不会介意的。而且说不定我们可以沿途给你留下记号。

“卢没有进旅馆。我们换了一辆出租车回到我的住处。我住在霍巴特·阿姆斯，南明特街800号。那地方，你都不需要回答门卫的盘问。我们俩上楼进了屋，打开灯，两个蒙面男子从客厅和饭厅之间的隔断墙后面窜出来。其中一人又矮又瘦，另一个是个大块头，下巴有一截露出了面具，像是悬崖上突出的岩石。坏就坏在卢动了一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