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地踢去了一些比较难啃的商户，将他们列到第四等。因此也无可非议。

因此他并没有无理地触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一点很重要。王安石一进他家时，石坚就将他以后很可能出现的各种变法，全部写出来。第一就是均输法，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本意很好，但主要是实行的人。奸吏从徒贵就践变成了徒践就贵，徇私舞弊，从中谋利。巨贾与官吏勾结，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最应当扶持的小商人全部破产。本来钱少，可小王叫六路百姓一半米税换成钱来交纳，于是钱更贵，物更践，民怨沸腾。官府垄断，经济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最后还有借掌握各种消息，派出探子打探各个商人官吏情况，使人人自危。

第二就是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这也很好，不象某些百姓活活被利滚利剥削得家破人亡。虽然利率还很重。但就因为这还很重坏了事，这将会为国家带来大量收入。于是强行摊派，有许多百姓根本就不需要这笔贷款。还有下边的官吏，巧立名目，这样算那样算，把利率提到一部以上。国家富了，或者暂时收入多了，小老百姓全部破产。

这也是石坚不同意银行强行摊派的原因。而且他也硬性做了规定，利率百分之十五就是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就是百分之二十。不要搞其他的花头。如果发现，一率从严处理。不能不说，那个历史上的小安子，给石坚带来许多启示与警告。

然后是水利法。虽然司马光说劳民伤财，这也是王安石变法中少数另人齿诟的地方。某种程度上，是劳了民，可在国家集中领导，开挖河渠，充分调节，对百姓的未来将会有很大的好处。

第四就是保甲法。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很好。可是小安子衣食无忧，却忘记了老百姓不是一天到晚闲得无事做。于是随你怎么玩吧。让他一整全国整出六百多万保丁，而且自己出钱出力。本来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这纯是瞎折腾，这些保丁保家卫国？扯！

第五，就是免役法，又叫募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可是当官的叫你做事敢不做，于是差役不减，农民再次增加一次税务。千家万户再次受苦受难。

除了这些，还人任子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将兵法等等。这些变法，都有一个特点，本意是好的，但都没有顾及实际，或者叫痴人说梦。国家暂时钱是多，可是宋朝却开始正式的走下破路了。

可是改革必须得立即实行。一是钱少，已经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因此钱贵物践，这已经妨碍了正常的百姓生活。因此吕夷简才大着胆子印了一回交子，却捅出来天大的漏子。

二是本来宋朝各种税务制度含糊不清，有些混乱。加上现在的变化，如象两湾大陆，那就税收，还不如叫收保护费。有的地方免一年，有的地方免两年，还有的地方不知道如何收税。现在全部靠灵活机动。这机动到最后，还是要出事。因此必须将税务规范起来。

三是别看现在宋朝有钱，可一算帐还是出大于入。现在朝廷有钱，那是因为石坚的三次拍卖。从宁夏路龟兹路的土地矿山，再到南洋群岛，再次京城后的一次拍卖。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十亿贯出头的进帐，那么朝廷就是收入巨大，还是严重欠帐。因此要有一个方向。石坚不当宰相，可以东搞一下，西搞一下。现在不行，也得有一个预算。

石坚看着深思的众人，再次提起笔写道：“开源、节流。”

如果范仲淹在此，也许会明白一点含义。

石坚说道：“增加财政的措施无非就是这两点。开源，就是开出新的财源，一是新大陆来的资源，二是各种新产品带来的收入，三是新经济方式带来的经济收入。但有一点，财源的增加模式，不能从百姓头上掠夺，那怕是商人，当然那些不法商人除外。”

听了石坚的话，全部点头。这些人大多数也有产业。石坚其实在心里叹息一声，当时王安石变法，连这点都不考虑，如何不失败？

“然后就是节流。表面上是节约开支，但准确地说，是节约一切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