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世长立刻放下酒杯，一脸“恍然大悟”后的痛心疾首：“哎呀！臣真是眼拙！原来不是炀帝建的？可这也太奢华了！看着就跟纣王的倾宫、鹿台似的，一点都不像艰苦创业的君王该住的房子。这要是陛下您建的，那可真是太不应该了！想当年臣在武功县见到您的时候，您住的地方能遮风挡雨就不错了，那时候多好！现在就算沿用隋朝留下的宫殿，都已经够奢侈了，您怎么还自己加盖新的呢？这样下去，还怎么吸取前朝的教训，改正错误啊？”

这一番话，夹枪带棒，却又句句在理，把李渊噎得够呛。但奇怪的是，李渊非但没发火，反而沉思良久，最后郑重其事地点头：“爱卿说得对，是朕考虑不周了。”

苏世长就这么靠着他的“狂悖忠言”，在朝堂上站稳了脚跟。他的存在，就像给奢华初显的大唐宫廷，注入了一股来自草创时期的、带着泥土味的清醒剂。而那个因为不肯转弯而被砍了脑袋的豆卢行褒，则很快被人们遗忘，成了盛世开启前一抹黯淡的血色注脚。

帝国的车轮，就在这纳降的喧嚣与诤臣的讽谏声中，轰隆隆地继续向前，碾过旧日的恩怨，也驶向未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