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溃刘黑闼，这些歼灭战，打下了大唐的半壁江山，是这个李家老二用战马和长槊，一寸一寸打下来的。

“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

“隐太子李建成”，注意这个“隐”字，这是李世民登基之后赐给兄长的谥号。司马光在评论中用这个称号，不置褒贬，却已然定调，即指一个庸劣的人，占据了大位，而真正有功的人屈居其下。这样的格局，所处地位必然产生猜忌，所拥有的权力必然相互倾轧，兄弟两人，势必不能共存。

不共存的必然性来自三重死结：庸劣的太子占据了功勋彪炳者之上的名分高地；猜嫌日积月累，早在事变之前便已深入骨髓；两股权力一旦势均力敌，结局便只有你死我活。这不是兄弟之间的私怨，而是整个权力结构造就的必然。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无法调和的死局。

然后，司马光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假如”。

“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

即是说：假如当初高祖皇帝有周文王那样的英明，能看出哪个儿子才是真正能继承大业的人；假如，隐太子李建成有吴太伯那样的贤德，能像让位给弟弟季历一样主动让贤；假如，太宗有子臧那样的节操，能在本该属于自己的大位面前坚决推辞，那么，这场祸乱又从何而来呢？

文王、泰伯、子臧。三个上古圣贤的名字，被司马光拿来丈量了李渊、李建成、李世民的品格。而答案不言自明，李家父子都够不上先贤。

既然三人都达不到圣贤的标准，悲剧便是无可避免的了。

但司马光没有就此打住。在下一个段落中，他提出了一个更加耐人寻味的辨析，便是关于李世民的初衷，以及这个初衷是如何被扭转的。

“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

太宗李世民起初的想法，是等太子他们先动手，然后自己再回应。如果按这个方案走，事变“非出本意”，至少不是自己主动挑起的——那么“犹为愈也”，还算说得过去，总比主动出击要好一些。

李世民确实犹豫过。当王晊深夜来告密，说出昆明池的暗杀计划时，他曾叹息说“骨肉相残，是古今最大的恶事”，说想等他们先动手，然后再以正义讨伐。那时他或许真的想找到一个既能自保又不背负主动弑兄骂名的方案。

但接下来的事，史书写得明明白白。

“然为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门，推刃同气。”

然而，他被手下的部属们逼迫着，最终走到了在宫门之内，到了血流成河、对骨肉兄弟刀刃相加的地步。

被“群下”所迫，这里的“群下”，便是那些日夜劝他动手的人：长孙无忌说，不听敬德的话，事情必定失败；尉迟敬德说，大王若不用臣之言，臣便逃入荒野，不能留在这里束手被杀；张公谨把占卜的龟甲摔在地上，说事情已经没有疑虑，还卜什么。那些日夜劝他动手的人，那些秦王府中蓄养的八百勇士，那些已经披甲执兵、拉满了弓弦的部下，他们推着李世民，一步一步走向了玄武门。

太宗李世民确实是迫不得已。但那双手，毕竟是他的。那支箭，毕竟是他亲手射出去的。

然后，司马光给了最后一击：

“贻讥千古，惜哉！”（给后世留下了千载的讥讽，实在可惜啊）。

这一声叹息，跨越了四百多年的时空，沉重得像一块石头，砸在历史的湖面上，溅起无穷的涟漪。

然后，司马光写出了最关键的一句话：

“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

开创基业、把江山传下去的君主，是子孙后代效法的榜样。你这个皇帝的所作所为，就是后来者引经据典的“成例”。

“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后来，中宗、玄宗、肃宗、代宗他们的皇位传承，中宗李显通过神龙政变复位，玄宗李隆基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后，肃宗李亨在灵武擅自即位架空父亲，代宗李豫被宦官李辅国拥立，哪一次不是通过政变上台？哪一次不是刀兵相见？难道他们不是以玄武门为先例，以此为依据和借口吗？

开了一个口子，后人便学会了照搬。榜样一旦确立，效仿便成了惯例。从贞观到天宝，从安史之乱到宦官专权，唐朝的每一次血腥更迭，都笼罩着六月初四那一天的影子。

这就是历史的残酷之处。李世民或许认为自己是被逼无奈，或许相信贞观之治足以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但他不会想到，他创立的这个先例，将会在他的子孙身上一次又一次重演，有唐一代，围绕那座玄武门的军事政变，先后发生了四次。

司马光的笔，停在最后一个字上。这位北宋的史官不知道，他的这段评论，也将在此后的数百年间被反复引用、反复争论。认同者击节赞叹，认为他既维护了立嫡以长的礼法正道，又没有全盘否定李世民的功绩；批评者则觉得他过于迂腐，仍然拘泥于礼法名教，未能真正理解李世民被逼到墙角的绝望。

千秋功罪，从来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但司马光说出了最关键的一点：无论李世民的功绩多么辉煌，无论贞观之治多么伟大，玄武门这三个字——杀兄、逼父、屠侄——将永远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

这，便是历史的审判。

在说会武德九年六月初七这一日，长安城的暮鼓敲响时，太极殿里的灯火仍未熄灭。

新的皇太子坐在案前，面前是堆积如山的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