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标语，可是现在他也给战斗部队起草宣言和传单。他还参加了一个速成班，学习使用迫击炮。他抬起眼镜腿儿，让眼镜斜着，这样镜片就有点低了。他认真负责地、符合逻辑地、准确无误地拆卸、上油、重新组装国产迫击炮。他严格地拧紧一个又一个螺丝钉，仿佛正在为他的书加个至关重要的注释。本·胡尔、奇塔和我装了几百个沙袋，帮助挖战壕。在耶路撒冷遭到围困、受到外约旦王国猛烈炮火袭击的日子里，我们猫腰从一个阵地跑向另一个阵地，传递情报。一颗炮弹把一棵橄榄树拦腰炸断，掀掉了西诺皮斯基兄弟中弟弟的头，当时他正和哥哥坐在橄榄树下吃沙丁鱼。战争结束后，哥哥搬到了阿富拉，杂货商店由奇塔的两个爸爸共同掌管。

记得十一月末的那个夜晚，收音机中宣布联合国在美国一个叫成功湖的地方，决定让我们建立一个希伯来国家，即使是个分成三块的小国。爸爸凌晨一点钟从布斯泰尔博士家回来，他们都聚集在那里听收音机宣布联合国的投票结果。他弯下腰，用温暖的手抚摸我的脸庞。

“醒醒。别睡了。”

说着，他掀开我的被单，和衣上床躺在我身边。（他总是极其严格地主张，人不能穿平时的衣服上床。）他默默地躺了几分钟，仍然抚摸我的脸庞。我几乎不敢呼吸，突然他开始说起以前从未在家中提及的事，因为那是禁忌，说起我一直知道禁止问起的事情。你不可以问他，不可以问妈妈，通常，我们有许多事情，说得越少越好，事情也就了结了。他用忧伤的声音给我讲起他和妈妈在童年时代住在毗邻波兰的一个小镇上的情形。住在同一街区的恶棍们凌辱他们，野蛮地殴打他们，因为犹太人都很富有、懒散和狡猾。他们有一次在班上剥光他的衣服，是在健身房，是用暴力，当着女孩子的面，当着妈妈的面，笑话他受了割礼。他自己的父亲，也就是爷爷，后来被希特勒杀死的祖父，身穿西装、佩戴丝绸领带前去向校长告状，可是他离开时，恶棍们把他抓住，也用暴力剥光了他的衣服，是在教室，当着女孩子的面。依然用一种忧伤的声音，爸爸这样对我说：

“但是从今以后，将会有个希伯来国家。”他突然拥抱了我，不是轻轻地，而是热烈地。我的手在黑暗中打到了他高高的额头上，我的手指碰到的不是眼镜，而是泪水。我从来没看到爸爸哭过，无论在那个夜晚之前还是之后。实际上，即便那时我也没有看到，只有我的左手看到了。

第25章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它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回归黑暗。它留下了融进痛苦和些许欢笑、悔恨、惊奇的记忆。煤油车上午从我们身边经过，卖煤油的坐在车上，手里轻轻晃动着马缰绳，摇动着手里的铃铛，向他那匹老马唱起绵延悠长的意第绪语的歌。在西诺皮斯基兄弟杂货店里帮工的男孩有只奇怪的猫，总是跟在他的身后，与他寸步不离。拉扎鲁斯先生，柏林来的裁缝，一个不住点头、不住眨眼的人，疑惑地摇摇头。谁曾听说过有忠心耿耿的猫？他说也许那是盖斯特，精灵。未婚的玛格达·格里皮尤斯爱上了一位美国诗人，追随他去了塞浦路斯的法马古斯塔。几年后她回来了，携带着一支长笛。有时我会在深夜醒来，听着笛声，心里某个声音在悄悄地说，永远不要将其忘记，这是本质，其他的东西只是影子。

对于确实发生的事来说，其反面是什么？

妈妈曾说：“已发生的事的反面是没发生的事。”

爸爸说：“已发生的事的反面是将要发生的事。”

十四年后，有一次，当我和雅德娜在加利利海岸、太巴列的一家小鱼馆里不期而遇时，我向她发问。她没有回答，而是爆发了她那灿烂的笑声，那笑只属于喜欢做女孩子的女孩，她完全懂得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已经注定了的。她点上一支烟，回答说：“已发生的事的反面，是如果没有谎言和恐惧就可能发生的事。”

她的这些话把我带回到那个夏末，带回到她的竖笛声中，奇塔的两位父亲，奇塔母亲去世后他二人继续住在那里，拉扎鲁斯先生，他在楼顶喂养母鸡，几年后决定再婚，给他自己做了套深蓝色的三件套西装，邀请我们大家吃素食，但那天晚上，在婚礼和宴席之后，突然起身跳楼，警号4479，还有地下室里的黑豹，本·胡尔以及我们从未发射到伦敦去的火箭，还有蓝色的百叶窗，它或许如今依旧在溪水上漂流，做着圆周旅行，回到了磨坊。之间有什么联系？难以说明。那么故事本身呢？我讲这个故事，是否把所有的人都背叛了？抑或与之相反，如果不讲这个故事，就把他们给背叛了？

窗子背后的女人

——阿摩司·奥兹在2007年度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颁奖仪式上的答谢辞

康慨　译

如果你买一张票，旅行到另一个国家，你会想去看那里的纪念碑、宫殿、广场、博物馆、山水，以及历史遗迹。如果你很幸运的话，还可能有机会同当地人民交谈。然后你带着一大堆照片或明信片，回返家中。

但是，如果你读上一本小说，就能真正地获得进入另一个国家、另一个民族最隐秘之地的门票。读外国小说，就好比是得到造访别族家庭，以及别国私宅的邀请。

如果你只是游客，你会站在旧城的某条街上，仰望一座老宅，你看见有个女人，正从窗户里凝视着你。然后你便走开了。

但如果你在读书，就也能看见那女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