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父亲今天又挖了一英寸。而我会说，太棒了，爸爸，真棒。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尽管找我。

“妈妈。”我说。

“我先进去，”她抢白道，“然后，要是看起来——”

要是看起来他就要死了，她就会来叫我。我们就是这样说话的。在死亡的疆域里，言语总是戛然而止，你知道它们该怎样结束。

就这样，她站了起来，走进房间。本奈特医生摇着头，摘下眼镜，用他红蓝条纹的领带边缘擦拭着。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太老了，老得要命，为什么我的父亲会比他先死？

“爱德华·布龙，”他自言自语道，“谁会想得到呢？”

谁会呢？死亡是能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我知道这话听着别扭，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最糟糕的事情。但是对于他来说尤其糟糕，特别是最后预备死亡的这些年，不断加重的疾病消耗着他的今生，并且仿佛在为他的来世做准备。

更糟糕的是，他必须留在家里。他讨厌这样。他讨厌每天早上在同样的房间醒来，看见同样的人，做些同样的事。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一直把家作为加油站。一个巡游的爸爸，家只是他去往另一个地方的中转站。他为了一个模糊的目标而工作。是什么驱动着他？不是钱，我们有钱。我们有一幢漂亮的房子，几辆车，后院还有游泳池；好像没有什么我们真正买不起的东西。也不是为了升职，他有自己的公司。是比这些都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就好像他生活在一种恒久的渴望中：到达那儿，但无论是哪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战斗，以及之后的战斗，这场战争永无止境。所以他不停地工作再工作。他每次都要离开好几周，去纽约、欧洲或日本，并在某个奇怪的钟点回来，比如晚上九点，倒上一杯喝的，占据他的椅子以及有名无实的一家之主的头衔。而且他总是有些精彩的故事要讲。

“在名古屋，”某个这样的晚上，父亲坐在他的椅子上，母亲坐在她的椅子上，而我坐在他们脚边的地板上，“我看到一个有两个脑袋的女人。我向你们发誓。一个美丽的双头日本女人，她非常优雅、非常美妙地做了茶道表演。真的没法说清哪个脑袋更漂亮。”

“根本不存在双头女人这种东西。”我说。

“真的吗？”他说，用眼睛逼视着我，“这是十来岁就见多识广的小先生说的，非常感谢你。我认错。”

“真的吗？”我说，“两个脑袋？”

“而且千真万确是位女士，”他说，“实际上是个艺伎。她大部分时间都隐居着学习艺伎界复杂的传统，极少在公众场合出现。这样就能解释你的怀疑了。我非常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