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脸庞不大，身体也比较娇小，而且不知为何，那张脸看起来总是灰突突的，一点儿生气也没有。记得有一次我读《西厢记》，看到那句“土气息，泥滋味”时，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母亲的脸——那瘦削的侧影。

这种情形下，我怎么可能得到母亲的照顾呢？记忆中有那么一回，我跟着养母一起去二楼专门向她请安。没想到，她却突然用手中的长烟管敲我的头。不过大体上来说，母亲还算是个温和的疯子。如果我和姐姐非缠着她，要她给我们画画，她也会在四开的毛边纸上画给我们。那画上，通常不仅仅是墨色，她还会用姐姐的水彩笔给那些嬉戏的女子衣衫上涂上好看的颜色，或是给草木的花涂上颜色。只是，那些画中的人物清一色的狐狸脸。

母亲是在我十一岁那年秋天死的。据说是死于体弱而不是疾病。有关她死去前后的一些事，我的记忆竟还清晰保存着。

好像是因为收到她病危的电报，我和养母当即在那个无风的深夜找了一辆人力车，从本所赶到了芝。迄今为止我都没怎么用过围巾，可是那天夜里，我却围了一条印满南画山水风格的薄丝巾。而且，那条丝巾上的“马兰”香水的味道至今还记忆犹新。

母亲躺在二楼正下方八畳[1]大小的厅堂里。我与年长四岁的姐姐守在母亲枕边，两人放声大哭不止。尤其每当有人在我身后说“临终、临终……”的时候，我内心更是悲伤不已。然而早已闭眼与死人无异的母亲却突然睁眼说了些什么。于是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我们也忍不住偷偷笑出声来。

第二天晚上，我依然守在母亲枕边，几近天亮。但不知为何，我并没有像头一天晚上那样痛哭到难以自持。姐姐一刻也不停歇的哭泣声，让我觉得有些羞愧，于是也只好拼命装哭。同时我又觉得，既然我哭不出来，母亲就肯定不会死。

第三天晚上，母亲悄无声息地死了，几乎没怎么受苦。她临死前好像也短暂清醒过，看着我们的脸扑簌簌泪流不止。但还是像平常一样，什么也没有说。

母亲入殓以后，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掉起眼泪来。这时，一个被人称为“王子的婶婆”的远房老太太就会说：“真令人感动啊！”然而我却觉得，她倒真是会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动感情。

出殡那天，姐姐捧着母亲的牌位，我抱着香炉跟在后面，两人一同上了人力车。我在车上时不时地打着盹儿，几次蓦地睁眼时差点失手把香炉给摔了。可是谷中总也不到。长长的送葬队伍在秋日晴朗的天空下，缓缓地在东京的街道上行进着。

母亲的忌日是十一月二十八日。戒名是归命院妙乘日进大姐。可是父亲的忌日和戒名，我却总也记不住。那或许是因为对于十一岁的我来说，把记住忌日和戒名当作一种骄傲的缘故吧。

二

我有一个姐姐。她虽然体弱多病，但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想写进这篇《点鬼簿》的，当然不是这个姐姐，而是那个恰好我出生前突然夭折的姐姐。据说在我们三姐弟当中，就数那个姐姐最聪明。

也许因为是长女，那个姐姐被取名为初子。我家的佛坛上，那张署名“阿初”的照片至今还嵌在小小的镜框里。阿初看起来一点也不弱不禁风，她那带着小酒窝的脸颊就像熟透的杏子一样，圆圆的……

阿初自然是最受父母亲宠爱的孩子。为了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父母亲还专门把她从芝的新钱座送到筑地的圣玛兹幼儿园。但是，周六、日两天是肯定要回母亲的家——本所的芥川家住的。阿初每次外出，几乎都要穿即使在明治二十年代也依然很时髦的洋装。记得我上小学时，还用阿初做和服剩下的碎布给塑胶娃娃做过衣服。那些碎布，就跟商量好了似的，全都是些印满小碎花和乐器图案的舶来品布料。

初春的一个周日下午，阿初一边在庭院里走来走去，一边与坐在内室的姨母聊天（在我的想象中，姐姐当时穿的肯定还是洋装）：

“姨母，这是什么树？”

“哪棵树？”

“就是长有花苞的这棵啊。”

母亲娘家的庭院里种了一棵矮矮的木瓜树，枝条直垂到下面的一口老井里去。我想，编着长辫子的阿初一定是睁大了眼睛瞧着那棵枝条嶙峋的木瓜树的。

“这树和你的名字一样啊。”

遗憾的是，阿初根本没听出来这是姨母故意说的俏皮话。

“哦，原来叫笨蛋树啊。”

时至今日，姨母每每提起阿初，就会重复这段对话。其实，关于阿初的事，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可说的。因为时隔不久，阿初就被收殓到棺材里了。我对刻在牌位上的“阿初”的戒名记得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却意外地记清了她的忌日是四月五日。

不知何故，我对这个姐姐——这个从来未曾见过的姐姐就是有一种亲近感。如果阿初现在还活着，差不多也有四十多岁了吧？年过四十的阿初，说不定与在芝的娘家二楼茫然抽着烟的母亲有着相似的面容。我时常梦幻般地感觉到，一个不知道是母亲或是姐姐的四十岁左右的女人，好像一直在某个地方守望着我的一生。这是因为深受咖啡和香烟所累，以致我的神经出现幻觉的缘故？还是在某种机缘下，有可能在现实世界中显形的超自然作用呢？

三

因为母亲的疯病，我一出生便被送到了养父母家（养父是母亲的哥哥，即我的舅舅），因此我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并没有太多感情。父亲开一间乳品店，好像经营得还不错。父亲经常会给我买一些时兴的水果和饮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