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对方国珍多次遣使责问，以威势暂事羁縻。方国珍依旧运米至大都，并为元朝招降朱元璋效力。同时南与福建陈友定、北与元将扩廓帖木儿通，以成犄角之势，暗中与朱元璋抗衡。朱元璋也利用方国珍侦视元廷动静。自至正十九年至朱元璋吴元年，方国珍一直在元廷和朱元璋两大势力之间玩弄两面派手法，控制着温、台、庆元地区，元再任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庆元。

　　至正二十六年（1366），方国珍向朱元璋献白金二万两，朱元璋回报以纱绮、鞍辔。元朝又封他为衢国公，进位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1367），方国珍一方面与福建陈友定联络，一方面送款于朱元璋，称待朱元璋取杭州，即纳地降吴。

　　九月，朱元璋以方国珍反复无信，命参政朱亮祖率师讨方国珍。败其弟国瑛，克台州。十月，朱亮祖下温州。朱元璋又派大将汤和讨方国珍于庆元，十一月，汤和攻下庆元。方国珍驱部下乘海舟遁，和率军追袭，方国珍大败后遁入海岛。其部将徐元帅等降，方国珍也遣人至汤和军前请降。明洪武元年，方国珍至建康，明太祖朱元璋赐第京师，授以广西行省参政职。洪武七年（1374）死于南京。

　　注释①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转引自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琅编》，中华书局，1985年。

　　关于方国珍起义原因，《明史》等载，同里蔡乱头啸聚恶少年行劫海上，有司发兵捕逐其党，多株连平民。国珍为怨家陈氏诬构与寇通乃杀陈氏，被后者告至官。官兵追捕急，遂亡入海。此说显系国珍自述，或当有所回避。

　　②《明太祖实录》卷七。

　　③刘辰《国初事迹》。

　　④《元史·食货志》。

　　红巾军大宋政权的抗元斗争元朝自建立以来，黄金家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除仁宗、英宗两朝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外，随着皇帝的更迭，统治政策也不时发生变化。大都之变开创了权臣选定皇帝的先例，武宗、仁宗、英宗三朝又出现了铁木迭儿依靠太后的庇护专权跋扈的政治局面。两都之战，更将皇位的争夺诉诸武力，进一步造成了皇帝最高统治权的旁落，使权臣专横擅权的状况愈演愈烈。政治路线按照权臣的意志改变，政治风云随着皇位的更迭频繁变化。

　　仁宗、英宗曾致力于稳定统治秩序，但受制于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文宗曾有志复兴，而享年不永；顺帝初期在燕帖木儿和伯颜的控制之下，不得施展其抱负，后期又在哈麻等人的诱导下，沉湎于女色和享乐。由于权臣的干扰，蒙古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元朝的统治制度始终没有彻底完善，统治秩序一直没有最终长期牢固地建立，文治的方针没有自始至终地全面执行。每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造成政策的改变。

　　自建国以来对宗室、大臣的赏赐和用于宗教活动的支出耗费了大量财富，皇帝、贵族的生活日益腐化，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统治机构迅速腐朽。贿赂公行，官吏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①。

　　皇室、贵族和权臣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残酷的剥削，繁重的赋役，加上吏治的败坏，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某些权臣、贵族的民族偏见和民族压迫政策，又使民族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互相倾轧更败坏了政治风气。这一切，都使元朝后期的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中。

　　官僚队伍的腐败也侵蚀了军队，灭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向以勇敢善战著称的蒙古军队，战斗力大大下降。元末叶子奇形容当时的军队是“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逸，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

　　世祖、仁宗和顺帝至正前期。虽采取过一些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却不断遭到奸臣、权臣的干扰和破坏。而繁重的赋役负担和高利贷剥削，更使贫苦农民破产，甚至卖儿鬻女。

　　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官僚队伍的腐化堕落和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财政的困窘。元朝统治者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就是大量发行纸币，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交钞贬值。脱脱改变钞法，不但没有解决元朝财政的困难状况，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流传的一道《醉太平小令》，将元朝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揭露得淋漓尽至，分析得入木三分：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这首《醉太平小令》，因“切中时病”，故当时“自京师至江南，人人能道之。”②。在政治腐败和人民贫困的情况下，元顺帝时，天灾也不断发生。元统元年，京畿大雨，饥民达40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达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