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我对自己说：‘这太不寻常了——他们不可能都卷进来！’

　　“然后，先生们，我忽然明白了，他们都牵涉其中。这么多与阿姆斯特朗家有关系的人，坐同一趟火车旅行，纯属巧合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这不是偶然，而是计划好的。我想起阿巴思诺特上校关于陪审团的一句话。一个陪审团由十二个人组成——有十二位旅客——雷切特被刺了十二刀。那么，一直困扰我的事情——在一年中的淡季，一群不寻常的人挤满了斯坦布尔－加来的车厢——就解释清楚了。

　　“雷切特在美国逃脱了审判。毋庸置疑，他犯了罪。我想象着有十二个人自己组成一个陪审团，宣判雷切特死刑。由于情况紧急，他们不得不担任他的死刑执行人。基于这一假设，整个案子瞬间就一目了然了。

　　“我看到了一幅完美的镶嵌图案，每个人都扮演着分配给他或她的角色。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巧妙，要是有任何人受到怀疑，其他一个或几个人就会为他澄清，并把问题搅乱。一旦有画面之外的人涉嫌犯罪，又不可能提供不在场证明，那哈德曼的证词就很必要了。斯坦布尔车厢里的旅客是不会有危险的。他们证词中的每个细节都是事先设计好的。整件事就是个设计巧妙的拼图玩具，每发现一片新的线索，案子就困难一分。正如我的朋友布克先生所说，这案子简直离奇得无法想象。而这正是作案人想要给人的感觉。

　　“这个结论能解释所有问题吗？是的，可以。刀伤的性质——每一刀都是由不同的人刺下去的。那些伪造的恐吓信——之所以说伪造，是因为这都是不真实的，写下来只是为了制造证据。（无疑，肯定有真的恐吓信，警告雷切特小心性命的，只是被麦奎因销毁了，用恐吓信代替了。）之后哈德曼所说的被雷切特雇用的事——当然从头到尾都是谎话。对那个神秘人的描述，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只是为了方便而捏造的。既不会牵扯到任何列车员，而且男女都适用。

　　“用刀刺这个想法，乍看之下很奇怪，可仔细一想就知道再也没有比这更适合当前情况的了。匕首是每个人都会用的武器，无论身强还是体弱，而且不会发出噪音。也许我是错的，不过我猜想，十二个人依次从哈巴特太太的房间进入雷切特黑漆漆的房间里，刺了他一刀。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刀杀死了他。

　　“雷切特在枕头上发现的那最后一封恐吓信，已经被人小心地烧毁了。假如没有留下关于阿姆斯特朗一案的线索，那么警方绝对没有理由去怀疑火车上的任何一个旅客。那样就可以当成是外来的人做的，那么车上一个或更多的旅客都作证看到这个‘小个子、深色皮肤、说话女里女气’的人在布罗德下了车。

　　“我完全不知道当这些共谋者发现他们的部分计划因火车事故而可能无法实施时，会怎么办。我想象着，他们匆忙地商量了一下，决定继续进行。这样一来，一个或者所有的旅客都会受到怀疑，但他们早已预料到这一可能性并且有所准备。唯一需要增加的工作就是把事情弄得更乱。两条所谓的‘线索’被故意留在了死者的房间里——一条栽赃给了阿巴思诺特上校（他的不在场证明最充分，而且跟阿姆斯特朗家的关系也最难证实）；第二条，手帕的线索，栽赃给了德拉戈米罗夫公主，凭借她的社会地位，非常虚弱的体质，还有女仆和列车员的证词，她的清白无懈可击。

　　“为了把事情搞得更乱，他们又凭空编造了一个穿猩红色睡衣的神秘女人。我又一次为这个女人的存在作了证明。有人重重地敲了一下我的房门，我从床上跳起来向门外看过去——看到一个穿猩红色和服睡衣的人消失在远处。他们明智地选了三个人——列车员、德贝纳姆小姐和麦奎因——也见过她。我想，肯定是某个富有幽默感的人，趁我在餐车跟人交谈时，把那件睡衣放进了我旅行箱的上面一层。这件睡衣最开始是从哪里弄到的，我不知道，不过我怀疑这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因为她的旅行箱里只有一件雪纺绸的长睡衣，而且太精致了，更像是喝茶时穿的，而非睡衣。

　　“当麦奎因第一个知道那封已经被小心烧毁的信居然还有一点没被烧毁，而且正好留有阿姆斯特朗那几个字时，他肯定立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其他人。就在这时，安德雷尼伯爵夫人的处境岌岌可危，她丈夫迅速采取措施涂改了护照，这是他们第二次碰到霉运！

　　“他们一致否认跟阿姆斯特朗家有任何关系，也知道我不可能马上找出真相，而且相信，除非我怀疑他们中间的某个人，不然不会进一步调查这件事的。

　　“现在，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如果我对这个案子的推论是正确的，而且我相信肯定是正确的，那么列车员一定也知道这个计谋。但如果是这样，那凶手就是十三个人，不是十二个。与通常那种‘多个人中有一个人是有罪的’不同，我面临的是‘十三个人中只有一个是无辜的’。是哪一个呢？

　　“我得出一个很古怪的结论，没有参与谋杀的那个人，正是被认为是最有犯罪动机的那个人。我指的是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伯爵严肃地以自己的名誉向我发誓，他妻子那晚从未离开房间时的真挚之情。于是，我认定，是安德雷尼伯爵代替他妻子做的。

　　“如果是这样，那么皮埃尔·米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