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个男人掉了手帕，弯腰捡起来，谁会多想呢？”

　　“没错，”杰普说，“我想，布莱恩特绝对是我们嫌疑人列表上的一员。他可能探出头，从座位上吹射毒针，斜穿过机舱。只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看见他？不过我不会再反复提起这一点了，不管是谁干的，确实没被人看见。”

　　“我想这一定是有原因的。”福尼尔微笑着说，“我敢说波洛先生会很感兴趣。我是说，一定有某种心理上的原因。”

　　“说下去，我的朋友，”波洛说，“你的观点很有意思。”

　　“假如你坐在火车上，经过了一间正在燃烧着的房子，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窗外，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一点上。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抽出匕首向另一个人刺去，其他人不会注意到他干了什么。”

　　“没错，”波洛说，“我记得办过一个类似的案子——关于毒药的，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你可以把这个叫做‘心理盲点时刻’。如果我们发现普罗米修斯号的航程中也有这样的一个时刻——”

　　“只要问问乘务员和乘客就知道了。”杰普说。

　　“是的。不过假使有过这样的时刻，那从逻辑上讲，必然是凶手自己制造的。他一定有办法制造出某种效果，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完全正确。”法国警官说。

　　“好吧，我们把它作为一个需要询问的疑点记录下来。”杰普说，“下面是八号座位——丹尼尔·迈克尔·克兰西。”杰普说出他的名字时带着重音，“依我看，他是嫌疑最大的人。一个神秘小说的作者要想假装对蛇毒有兴趣，从某个心地单纯的化学家那里骗来一点儿样品真是太容易了。别忘了，他经过了吉塞尔的座位，乘客中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做过。”

　　“我向你保证，朋友，”波洛强调，“我没有忘记这个。”

　　杰普继续说：“他经过吉塞尔时，如果近距离吹射毒针，就不需要所谓的心理盲点。还有，他今天拿出的那支吹管，谁知道是不是两年前买的？在我看来整件事都很可疑。我不觉得成天琢磨犯罪和侦探故事的人是正常的，那会让他有太多不健康的想法。”

　　“对作家来说，有想法是必要的。”波洛说。

　　杰普又回到了草图上。“四号座位是赖德，正好在死者前面。我不觉得是他，不过我们也不能将他排除。他去过洗手间，回座位的时候可以从很近的距离射出毒针。只不过如果他这么干了，那两个考古学家肯定会看见的。这不可避免。”

　　波洛若有所思地摇摇头。

　　“你大概没有和多少考古学家打过交道，对吗？如果这两个人专注于谈话，他们是不会注意到周围发生的任何事情的，他们活在公元前五千年，一九三五年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杰普看上去有点迷惑。“那么就来看看这对杜邦父子。福尼尔，关于他们你知道些什么吗？”

　　“阿曼德·杜邦是法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

　　“这对我们没什么用。他的位置最近，在过道对面，吉塞尔的前一排。我看他们一定去过许多古怪的地方，很有可能接触过土著人的什么蛇毒。”

　　“这是可能的。”福尼尔说。

　　“但你不相信？”

　　福尼尔摇着头。“杜邦先生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他的专业。他热爱这门学问。他以前是个古董商，放弃了挣钱的机会而献身考古事业。他们父子二人都为事业放弃了一切。对我来说他们不像是凶手——我不说‘不可能’三个字，自从史塔文斯基事件以来，我能相信任何事情。”

　　“好吧。”杰普收拾起做了许多笔记的草图，清了清嗓子，“现在看看我们的成果。简·格雷——概率：小；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盖尔——概率：小；可能性：同样是几乎不存在。克尔小姐——概率：非常小；可能性：存疑。霍布里夫人——概率：大；可能性：几乎没有。波洛先生——几乎就是我们要找的罪犯，飞机上只有他能创造出心理盲点。”

　　杰普为自己的笑话而得意地大笑起来，波洛勉强报以微笑，福尼尔无动于衷。杰普继续说：“布莱恩特——概率和可能性都很大。克兰西——动机存疑，但概率和可能性也都不小。赖德——概率不详，有一定的可能性；杜邦父子——动机和概率几乎为零，但从获得毒物的机会上讲，可能性又很大。

　　“目前我们的结论就是这样，但需要开展一些例行的调查。我先从克兰西和布莱恩特着手，看看他们的记录，最近或者以前是否有过经济问题——是否看起来窘困，去年都干了什么，这一类的常规调查。对赖德先生我会用同样的方法，其他人也不能完全放过，我会让威尔逊盯着。那么，福尼尔先生，你就负责杜邦父子。”

　　巴黎警察厅的人点点头。“我会把一切都确认清楚。今晚我就回巴黎。既然现在我们对案情有了进一步了解，也许能从吉塞尔的仆人埃莉斯那里问出更多情况。我还要仔细调查吉塞尔近来的活动，特别是今年夏天的。我知道她去过一两次皮内。或许可以从她和英国人的交往中找到一些线索。对，有很多事情要做。”

　　两人同时望着陷入沉思的波洛。

　　“你要参与进来吗，波洛先生？”杰普问。

　　波洛站了起来。“我想和福尼尔一道去巴黎。”

　　“没问题。”法国人说。

　　“你有什么想法？”杰普好奇地看着波洛问，“你一直都非常安静。你想到了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