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头，脸上现出一丝苦涩的微笑。“你不了解约翰。你听说过他有一次做气体实验的事情吗？”

　　我摇摇头。

　　“他们当时想研究一种新发现的气体。约翰自告奋勇参加实验。他们把他关在一个罐子里长达三十六小时，然后测量他的脉搏、体温和呼吸，以证明这种气体有何效果、对人和对动物的效果是否相同。后来一位教授告诉我，那个实验风险非常高。他很可能干脆就死在里面了。但约翰就是那样的人——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难道这样的人不伟大吗？我可永远也做不到他那样勇敢。”

　　“的确，要冷血地做这些事情，”波洛说，“需要极大的勇气。”

　　芭芭拉·富兰克林说：“是啊，没错。我为他感到骄傲，但同时也为他担心。因为您知道，实验过了某个阶段之后，就不能还用豚鼠和青蛙了。必须获得人体反应的数据才行。所以我才担心约翰会在自己身上试验这种恶心的神判豆，造成什么不好的结果。”她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但我每次表达我的担忧，他都笑话我胆子小。他真的是个圣人。”

　　这时博伊德·卡灵顿走了过来。

　　“嗨，芭布丝，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比尔，正等你呢。”

　　“我希望这一趟不会让你太辛苦。”

　　“当然不会。我今天感觉比哪天都好。”

　　她站起身，甜美地对我们俩笑笑，然后陪着身材高大的卡灵顿走过草坪。

　　“富兰克林医生，当代圣贤——呵呵。”波洛说。

　　“她的态度变化真是大，”我说。“不过这位夫人本来就是这样吧。”

　　“哪样？”

　　“喜欢扮演不同角色。一会儿是受人误解、受人忽视的妻子，一会儿是自我牺牲、不愿拖累所爱之人的痛苦女性。今天她又成了崇拜英雄的贤内助。问题是所有这些角色都有点儿过火。”

　　波洛若有所思地说：“你是不是觉得富兰克林太太有点儿傻？”

　　“唔，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她的头脑也许真的不是很灵光。”

　　“啊，她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那你说我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样的？”我反问道。

　　波洛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张开嘴，闭上眼，看看仙女会给你送来什么——”

　　我没来得及回答，就看见克雷文护士匆匆穿过草坪向我们走过来。她向我们露齿一笑，开门进了实验室，然后拿着一双手套从里面出来。

　　她快步跑向芭芭拉·富兰克林和博伊德·卡灵顿等着的地方，边说着：“先是手包，然后又是手套，总是会落下什么东西。”

　　在我看来，富兰克林太太是那种极不负责任的女人。这种人永远会落东西，她们的东西甩得到处都是，并且认为别人给她们捡东西是理所当然的。我甚至觉得她以此为荣。我不止一次听她不无骄傲地嘟囔说：“当然，我的脑子就像漏勺一样。”

　　我坐在那儿看着克雷文护士穿过草坪，直到看不见她的身影。她跑得很快，她的身躯很有活力，并且平衡感极佳。我不假思索地说：“我觉得这样的女孩子肯定受够了那种生活。我是说，几乎没有什么专业护士的工作——大多数时候只是拿东西、提东西。而且我不觉得富兰克林太太有多么体贴或者善良。”

　　波洛的回答特别令人恼火。不知什么原因，他闭上眼睛轻声说着：“红褐色的头发。”

　　克雷文护士的确长着红褐色的头发，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波洛偏要选在这一刻提这件事。

　　我没有应声。

　　。

第十一章

　　第二天早晨午餐前的一段谈话让我有些许不安。

　　当时在场的有四个人——朱迪斯、我、博伊德·卡灵顿和诺顿。

　　我们当时正在讨论安乐死——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不过我不记得这个话题是怎么提起来的了。

　　博伊德·卡灵顿自然是主要发言者，诺顿时不时插句话，朱迪斯一言不发，不过一直认真听着。

　　我表示虽然表面上安乐死应该获得支持，但实际从感情出发我还是有所抵触。我还提出，安乐死会赋予当事人亲属过大的权力。

　　诺顿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只有在长期患病无法治愈，患者本人愿意并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安乐死。

　　博伊德·卡灵顿说：“啊，但是这样就很奇怪。当事人真的会像我们说的那样愿意‘了结自己的痛苦’吗？”

　　然后他讲了一件他说是真事的故事。男主角身患癌症无法手术，整日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他祈求大夫帮助他“结束这一切”。医生回答说：“我不能那样做，伙计。”医生离开之前留了一些吗啡药片，并小心告诉患者什么样的剂量是安全的、什么剂量会有生命危险。虽然患者可以轻松地拿到这些药片，并按照致命剂量服用，但是他并没有那么做。“这样足以证明，”博伊德·卡灵顿说，“无论一个人嘴上说什么，终归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时朱迪斯第一次开口发言。她的语气充满活力，也很突然。“他当然会那样做，”她说，“这件事根本就不应该由他本人来决定。”

　　博伊德·卡灵顿问她是什么意思。

　　“我是说，任何因疾病而虚弱的人都没有做出决定的力量——他们根本不能做任何决定。必须由别人替他们决定。爱他们的人有责任为他们决定。”

　　“责任？”我突然问道。

　　朱迪斯转向我。“是的，责任。那些头脑清醒、可以负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