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什么的。晚会进行得很顺利，我必须说。我曾经那么觉得——哦，那就是累极了的时候笨拙的举动。”

　　“您肯定没有任何事吓到您？没看到什么出乎您意料的事？”

　　“看到？在哪儿？在大厅？我没看见大厅里有什么。那会儿大厅里没人，因为大家都在玩抓火龙，除了，当然，除了惠特克小姐。我觉得在她过来帮我清扫之前我都没注意到她。”

　　“您看没看到什么人，也许，正要离开藏书室？”

　　“藏书室……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是的，我能看见那扇门。”她停了很久，然后用既坦诚又坚定的眼神看着波洛，说，“我没看见任何人离开藏书室，”她说，“没有人……”

　　波洛很怀疑。她说这些话的方式让他更坚定地认为她没有说实话。她肯定看到了什么人或什么事。也许门只打开了一点点，只能模糊地看到里面有个人影。但是她否定得很坚决。为什么她这么坚定呢？他想知道。因为她一时不愿意相信她看到的那个人在门后做了什么犯罪活动？一个她关心的人，或者，一个——似乎更可能是——一个她想保护的人。那个人，刚刚度过童年阶段，她认为那个人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他做了多么可怕的事。

　　波洛相信她是个强硬的人，也很正直。他觉得她和很多女人是同一类型，她们通常是治安官，或者管理法庭或慈善机构，或者投身于过去所说的“慈善事业”。她们又过度地相信情有可原，随时准备——非常奇怪——为未成年罪犯开脱罪责，比如青春期男孩儿，反应迟钝的女孩儿，觉得他们也许已经——那个词儿是什么来着——被“管教”了。如果她看见从藏书室出来的是这类人的话，很可能罗伊娜·德雷克的保护本能就开始发作了。在现在这个时代，儿童——可能是很小的孩子，七岁、九岁之类——犯罪并不是前所未见，而且如何处理少年法庭上这些似乎是天生的青少年罪犯是个难题，因为人们会找各种理由为他们开脱，家庭破碎、父母照顾的疏忽和不当，等等。而为他们辩护得最激烈的，能为他们找出各种借口的，通常就是罗伊娜·德雷克这类人。除了对这些青少年罪犯，她们对别的人或事都严厉苛刻，吹毛求疵。

　　对波洛而言，他并不赞同。他是那种永远以公正为首的人。他向来对仁慈——更确切地说，是过多的仁慈——持怀疑态度。据他在比利时及这个国家之前的经验来看，如果将公正置于仁慈之后，通常会导致进一步犯罪，使本来可以不必受害的无辜的人遭受不幸。

　　“我知道了，”波洛说，“我知道了。”

　　“您不认为惠特克小姐可能看见有人进藏书室了吗？”德雷克夫人提示道。

　　波洛颇有兴趣。

　　“啊，您认为可能是这样？”

　　“我只是觉得有这种可能。她可能瞥见有人进藏书室了，比如说五分钟或者更早之前，所以当我把花瓶弄掉了的时候，她就认为我可能也看见那个人了，也许我看清那个人是谁了。或许她只是匆匆瞥见了那人一眼，并不确定是谁，所以不想猜测是谁，以免不公平。也许是一个小孩或者年轻男孩儿的背影。”

　　“您是不是认为，夫人，那是一个——一个孩子——男女都有可能，一个小孩子，或者一个青少年？您不确定是上面哪一种，但是可以说，您认为这个案子的凶手最有可能是这一类人？”

　　她在脑海中反复思量。

　　“是的，”她最后说，“我是这么认为的。尽管我还没彻底想明白。我觉得现代社会的犯罪似乎很多都和青少年联系在一起，他们并不真正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只是愚蠢地想要报复，想要毁灭。还有那些破坏电话亭、刺破汽车轮胎等，想要伤害他人的人，只是因为他们厌恶——不是特定的某个人，而是整个世界。这是这个时代的症状。所以我觉得，当遇到一个孩子无端在晚会上被溺死之类的事，人们自然会猜测凶手可能是还不用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您同意我的话吗？就是……就是，好吧，这是现在这种情况下最可能的解释，不是吗？”

　　“我想，警察和您的观点一样，或者说曾经一样。”

　　“嗯，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地区的警察很能干。他们破获了好多案子。他们吃苦耐劳，从不放弃。我觉得他们能查明这个案子，尽管可能不会很快。这种案子好像通常都要花很长时间，要有足够的耐心调查取证。”

　　“这个案子的证据很难搜集，夫人。”

　　“是的，很难。我丈夫被害时，他的腿瘸了。他正在过马路，一辆车冲过来，把他撞倒了。他们一直没找到凶手。我的丈夫——也许您不知道——六年前我丈夫得了脊髓灰质炎而半身不遂了。后来他的身体有所好转，但腿还是有些跛，所以当有车向他飞驰而来的时候他很难躲开。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尽管他总坚持不让我陪他出去，不让任何人陪着，因为他讨厌让护士照看他，妻子也不行。他过马路的时候一直很小心。虽然这样，事情发生之后人们还是会很自责。”

　　“那是在您姑母去世之后吗？”

　　“不，她是在那之后不久去世的。这就叫祸不单行，不是吗？”

　　“的确。”赫尔克里·波洛说。他接着问：“警察没有找到撞到您丈夫的车吗？”

　　“那是一辆蚱蜢七型车。路上看到的每三辆车里面就有一辆蚱蜢七型车——至少那时是那样。那是市场上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