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勒斯先生从椅子上探出身子。

　　“过去的四年里，先后有四个人尝试过。”他一字一顿地说，“品德高尚的人，正直的人，睿智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妨碍他的计划。”他顿了顿。

　　“然后呢？”我追问道。

　　“然后，他们都死了。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把李长岩跟北京的动乱联系在一起，不到两天，他就在大街上被刺死了，凶手到现在都没找到。另外两个也差不多。他们都在演讲、文章或谈话中把李长岩跟某处的动乱或革命联系起来，最后都在说漏嘴的一个礼拜内死去了。一个是被毒死的；另一个死于霍乱，是单独发病，而不是大规模感染；还有一个死在了自家床上，那个到最后都没有查出死因，但有个见过尸体的医生告诉我，死者全身遍布烧伤，皮肤干枯萎缩，就像有一股巨大的电流穿过一般。”

　　“李长岩呢？”波洛追问道，“这些死亡自然没有留下任何指向他的线索，但还是存在某些迹象的，是吗？”

　　英格勒斯先生耸了耸肩。

　　“哦，迹象……是的，当然。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愿意透露情况的人，那个才华横溢的中国小伙子是李长岩手下的一名化学家。那天他找到我，看上去明显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他向我暗示了自己在李长岩手下参与的一项实验——那项以苦力为实验对象的研究展现出了对生命最令人作呕的轻视，以及给人类带来的难以想象的痛苦。这使他的精神彻底崩溃，同时也陷入了令人不忍直视的恐惧中。我把他安顿在家中顶楼的一间客房里，打算第二天再仔细询问——当然，那是个愚蠢的决定。”

　　“他们是怎么找到他的？”波洛再次追问。

　　“那是我永远都不可能知道的了。那天夜里，我起来时发现家里成了一片火海，连我自己都是多亏老天保佑才逃出来的。之后调查发现，当天夜里顶楼突然起了非常大的火，而我那个年轻的化学家朋友则被烧成了焦炭。”

　　我能从他热切的态度中看出，英格勒斯先生越说越兴奋了。而他明显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只见他抱歉地大笑几声。

　　“不过很明显，”他说，“我没有证据，而两位想必也会跟其他人一样，认为这是我偏执的妄想。”

　　“事实正相反，”波洛安静地说，“我们完全相信您的故事。而且我们也对李长岩很感兴趣。”

　　“我很奇怪你们竟知道他这个人。此前我还认为英国没有一个人听说过这个名字。若不算冒犯的话，我很想知道二位是怎么打听到他的。”

　　“完全不会，先生。有个人被我收留在家里，他当时受到了十分严重的精神创伤，但还是给了我们足够的信息，使我们对李长岩有了兴趣。他向我们描述了四个人——四魔头，一个至今从未有人敢想象的庞大组织。头号人物是李长岩，二号是一个身份不明的美国人，三号是同样神秘的法国女人，四号可说是该组织的执行官——毁灭者。我的消息提供者死了。请告诉我，先生，您对这个四魔头有所了解吗？”

　　“我并不知道那个组织跟李长岩有关系。不，我确实不知道。但我听说过它，或者说看到过它，就在最近，并且也是通过极不寻常的渠道。啊，我还留着呢。”

　　他站起来，走向一个金漆柜子——连我都能看出那是个制作精良的好东西。不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封信回来了。

　　“给，这是我在上海认识的一名老水手给我写的信。那个堕落的老东西，如今已经成了一个醉鬼。所以我把这个也当成了他酒后的胡言乱语。”

　　他念了出来：

　　亲爱的阁下，您可能不记得我了，但我在上海曾受过您很大的帮助。现在请您再帮我一把。我需要一笔钱离开这个国家。我认为自己现下隐藏得很好，但他们随时都可能找到我。我说的是四魔头。我现在命悬一线。虽然我有很多钱，但不敢去取，害怕暴露我的行踪。请您给我寄几百镑现钞，我一定如数奉还——我发誓。

　　您忠实的仆从

　　乔纳森·沃利

　　“信是从达特穆尔的霍帕屯，一个名叫花岗岩屋的地方寄来的。我认为这是从我这里骗取我根本拿不出来的几百英镑的蹩脚手段。如果这对你们有什么用……”他把信递了过来。

　　“谢谢您，先生。我马上就去霍帕屯，现在就出发。”

　　“我的天，这看上去太有意思了。我能一起去吗？您是否同意？”

　　“若您愿意一同前往，我自然万分荣幸，但我们必须现在就动身。因为即使马上出发，到达达特穆尔也已经要到晚上了。”

　　约翰·英格勒斯并没有耽搁太久，很快我们的火车就离开帕丁顿开往西部地区了。霍帕屯是个坐落于高沼地边缘盆地里的小村庄，从莫顿汉普斯特德开车行驶九英里就能到达。我们到达时大约是晚上八点，不过现在是七月，外面还是挺亮的。

　　我们开上狭窄的乡村道路，不一会儿便停下来向一个老人问路。

　　“花岗岩屋，”老人说着陷入了沉思，“你们确定要去花岗岩屋吗？”

　　我们告诉他确定要去那里。

　　老人指了指道路尽头的一幢灰色屋子。

　　“那个就是花岗岩屋。你们要找探长吗？”

　　“什么探长？”波洛警觉地问，“您是什么意思？”

　　“你们没听说那起谋杀案吗？据说可吓人了。他们都说那里面有一大摊血呢。”

　　“我的上帝！”波洛喃喃道，“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