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以为自己闯进了义和团起义时的某个外国驻京公使馆。不少旅客全家在大厅里安营扎寨，裹着毯子，与他们的行李睡在一块儿。到服务台一打听，才发现他们的职员除少数马来西亚人外，其余的全是印度籍。原来就在我到来的前一天，这家豪华宾馆里重新安装了电脑系统，还没等故障完全排除，又整整死机两小时。没有电脑记录做后盾，工作人员对房间的入住情况完全茫然。我只好在一旁干等。

傍晚时分系统终于修复了，我总算住进了自己的房间。因为记挂着那条鲑鱼，我赶紧把它从行李箱里拿出来，要放进小酒柜。按照惯例，一般宾馆里，小酒柜是一个冰箱，里面有两瓶啤酒、几瓶小支装烈酒、几罐果汁，还有两包花生米什么的。但我那家宾馆的冰箱却是家庭型号，里头的威士忌、杜松子酒、苏格兰威士忌利口酒、拿破仑干邑（Courvoisier）等足足有50瓶，矿泉水则有8大瓶巴黎水（Perriers）、两瓶伟图矿泉水（Vitelloises）、两瓶依云（Evians），又有3瓶小香槟，许多罐健力士（Guinness）、淡啤酒、荷兰啤酒、德国啤酒，还有从法国与意大利进口的白葡萄酒；零食则除了花生米，还有各种小点心、杏仁、巧克力……根本腾不出空间来放鲑鱼。我便从化妆台拉出两个大抽屉，把冰箱的存货搬进去，然后把鲑鱼放进了冰箱，立马就把这档事抛到脑后去了。

第二天下午4点我回到房间，看见鲑鱼摆在桌子上，冰箱里又塞满了各种美食，满满当当不留一丝空隙；打开抽屉，却发现前一天放进去的东西原封未动。我便打电话给服务台，要他转告房间清洁人员，冰箱变得空空荡荡不是因为我把里头的东西全吃光了，而是为了冰鲑鱼。他回答说，所有这类要求都必须输入中央电脑，因为大部分职员都不会说英语，无法口头指挥，每件事都必须先翻译成电脑Basic语言。打好电话，我自己也没闲着：我又拉出另外两个抽屉，把冰箱清空，然后重新把鲑鱼冰起来。

第三天下午4点，鲑鱼又回到了桌子上，而且已经开始散发异味。冰箱里再次塞满了大大小小的瓶瓶罐罐，化妆台的那四个大抽屉仿佛禁酒巅峰时期地下酒吧的密室。我再次打电话给服务台，他们的电脑又出问题了。我按铃叫来客房服务员，向一个扎马尾的小伙子解释我的难题。他唯一能说的那种语言，后来据我的人类学同事告诉我，是一种只通行于亚历山大大帝迎娶罗克姗娜1时代喀非里斯坦（Kefiristan）地区的方言。

退房那天我下楼去签单，乖乖！上头简直是天文数字！账单显示我在两天半之中，喝掉了几百升的凯歌夫人香槟（Verve Clicquot）,10升各种威士忌，包括几种非常罕见的纯酿麦芽酒，8升杜松子酒，25升矿泉水[除了巴黎水和依云，还有几瓶圣佩里格里诺（San Pellegrino）]，很多很多的果汁——多得足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照顾所有儿童预防坏血病，还有多到令人想吐的杏仁、胡桃和花生米。我想解释，但满脸堆笑露着槟榔牙的服务员向我保证，这是电脑记录。我要求找律师（advocate），他们给我送上一个鳄梨（avocado）。

这下子我的出版商大为光火，他认定我是个海吃海喝的揩油老手。鲑鱼已经变了质，当然是吃不成了。孩子们则勒令我今后要少喝酒。

1986年

1 罗克姗娜（Roxana），酋长奥克夏尔特的女儿，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远征亚洲时被俘，随后嫁给了亚历山大。——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补办驾照奇遇记

1981年5月，我途经阿姆斯特丹时掉了钱包（也说不定是被偷走的，即使荷兰这样文明的国家也难免有小偷）。钱包里现金不多，但证件和各种卡却不少。等到了机场，即将离境却找不到信用卡时，我才发现钱包不见了。飞机起飞前半个小时，我焦急地要找个地方报案。不到5分钟，就有一位机场警官用流利的英语向我解释：这事不属于机场管辖，因为钱包是在市区丢失的；尽管如此，他答应替我打一份报告，并向我保证，等9点钟办公室一开门，他就会亲自打电话通知美国运通公司1。这样，10分钟之内，荷兰分部就会把我这件案子办理停当。

回到米兰，我打电话给美国运通公司，证实了我的信用卡卡号已在全世界范围内挂失，第二天新卡就寄到我手上。文明真是好东西，我对自己说。

然后我开始处理其他遗失的证件，向警察局报案，只用了10分钟。多美妙啊，我对自己说，我们的警察水准跟荷兰一样好呢。我的记者证也丢了，但三天之内就能领到新证。真是越来越棒了。

唔，我还遗失了驾照。不过这是我最不担心的事。我们住在汽车工业之都，将来我国会有可以跟福特相提并论的汽车制造厂，我国赫赫有名的高速公路令全世界妒羡。我打电话给意大利汽车协会，得知只要把失窃驾照的号码给他们就行了。可惜我先前没有把驾照号码记下来，而它只有在那张丢失的驾照上才查得到。我问能否根据姓名在档案里查号码，但显然行不通。

离了车我没法活下去，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