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消息矛盾百出，非常令人不安。柏林欢迎纳粹帝国总理而沉浸在一片狂欢之中，这毋庸置疑。如果可以相信报刊消息和私下传闻的话，那么在德国南部，尤其在慕尼黑，形势迥然不同。据说，巴伐利亚要求脱离帝国而独立，宣布恢复建立维特斯巴赫王朝。也许这是无稽之谈或故意夸大之辞。不要过多解读宣传性的渲染，而对新政权公开表示同情，这样做也许更明智些。

在马德里拍侦探片的德国演员们也持有这种态度。一个受青年人爱慕的演员（他是个英俊的男子汉，他的名字相当长，发音像斯拉夫语）突然宣称，他参加纳粹党已经好几年了，这一点他过去一直守口如瓶。同他搭档的是位女演员，眼睛乌黑而温柔，鼻梁微微弯曲，显然不是纯日耳曼血统的人。她透露自己同纳粹党某高级干部关系密切，似乎已订婚。那个犹太喜剧演员变得越来越忧郁了。

亨德里克决定采取简单而有效的策略——保持神秘莫测的深沉，不让任何人发觉他心里到底装着多少忧虑。伯恩哈德小姐和其他忠于他的人，从柏林来信论及的消息，使他垂头丧气。伯恩哈德小姐写道：我们大家都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她还隐隐约约地提到纳粹分子多年来制定的“黑名单”上有枢密院顾问布鲁克纳、“教授”、亨德里克·赫夫根。“教授”在伦敦，考虑暂不回柏林。伯恩哈德小姐劝亨德里克学学“教授”,下一阶段要远远地离开德国首都。他读着读着，内心一阵阵地发凉。他刚成为社会精英，怎么转眼间就成了逃犯？要在当前局势下保持冷静，露出其拿手的微笑，如同任何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对他来说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拍片组准备回国，甚至连扮演小丑的犹太人也愁眉苦脸地把铺盖卷好了。这时，亨德里克才声称他要去巴黎商谈一些重要的拍片问题。他内心想：我必须争取时间。现在到柏林去抛头露面不会有什么好处。过几个星期也许会风平浪静。

令人拍案叫绝的意外事情还在后面呢！当亨德里克抵达巴黎时，首先听到的是德国国会大厦纵火的消息。亨德里克就他多年扮演流氓角色的经验，就能猜到这桩案件的内中奥妙，他对黑社会的卑鄙勾当具有天才的理解本能，立即猜测到谁是这次挑衅性暴行的罪魁祸首。纳粹分子卑鄙而拙劣的伎俩，在亨德里克所演的电影和戏剧里早已运用，并且还有过之。亨德里克抑制住心头对纵火事件的恐惧，但同时内心又夹杂着一种喜悦之情。冒险家们的卑鄙动机，使他们采取了十分无耻但又很容易被人识破的欺骗行为。他们之所以能得逞于一时，是因为在德国国内没有人敢于起来揭露，国际上，各国政府又持明哲保身的态度，他们不考虑欧洲人生活中的道德准则，更不愿介入这个没落帝国的阴谋事件中去。

“邪恶势力有多么的嚣张！”亨德里克感到一阵畏惧，“他们为所欲为，而又得不到任何报应！世事真像我常演的电影和戏剧中的情节那样。”这是他此时最大胆的想法。他第一次隐约地感到（然而他又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本性同那骇人听闻的焚烧国会大厦的卑劣心态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当然，亨德里克最初不愿过多考虑纳粹恶棍的心理状态。他忧心忡忡，得先考虑自己下一步的出路。国会纵火案发生后，在柏林同亨德里克关系密切的一些人被捕了，其中有乌尔里希斯。伯恩哈德小姐放弃了选帝侯大街上那些剧院里的工作，慌慌张张地逃往维也纳。她从那里写信给亨德里克，要求他千万别回德国去。“你的生命危在旦夕！”这是伯恩哈德小姐从维也纳布里斯托饭店给他发出的警告。

尽管亨德里克认为伯恩哈德小姐的话有些言过其实，但他还是忐忑不安。他一天又一天地推迟了动身的日子，无所事事而惊恐不安地在巴黎街头逛荡。他对这座城市很陌生，但又没心情去欣赏她迷人的风光。

这苦涩的几周，也许是他有生以来最最痛苦难挨的几周。他没有见到任何人，虽然知道有几个熟人已经到达巴黎，但不敢去同他们取得联系。他同他们有什么可谈的呢？他们会慷慨激昂地控诉德国所发生的事情，但这无疑会使他的神经更加紧张。而实际上亨德里克的紧张心情正变得更糟糕、更可怕。这些人已经断绝了与国内的一切联系，因为他们痛恨国内的暴君。他们都成了流亡者。“那么我也是其中之一吗？”亨德里克不得不焦虑地问自己，不过他内心深处又竭力地给出否定的答案。

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在饭店的客房里，在桥上，在街头和咖啡馆度过许多孤寂的时光，所以心头就涌起一种愠怒的反抗情绪，这是他迄今为止所能迸发出的最好的感觉了。他想，我有必要向那帮凶残的匪徒乞求宽恕吗？难道我就必须依靠他们吗？我不是已经有了国际知名度吗？我到哪儿都能生存，当然不会太容易，但我总能渡过难关。这真让人欣慰！国内乌烟瘴气，但我为自己能主动摆脱它而感到自豪，我将大声疾呼去声援反抗血腥统治的英勇战士。我能做出这样的决定，说明我的心灵是多么的纯洁和高尚！我的生命有了多么新的意义，多么新的尊严啊！

这种慷慨激昂、自我欣赏的情绪，虽然没有持续多久，但当这种情绪涌现时，他就迫切地想要同巴尔巴拉见面，促膝交谈。他曾经称巴尔巴拉为“善良的天使”，现在他是多么需要她啊！然而他已有好几个月没有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