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就绪。台球厅和理发馆一大早就开张营业了，可是多数人家直到十一点才打开大门。不少住户把家搬到高地去。乱哄哄的人群把房基柱拔出来，把篱笆墙和棕榈叶苫顶的简陋房屋整个搬走。卡米查埃尔先生是第一个看见这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的。

卡米查埃尔先生打着雨伞，躲在理发馆的房檐底下，观看人们辛辛苦苦地搬家。理发师说了句话才把他惊醒过来。

“还不如等雨停了再搬呢。”理发师说。

“这场雨，两天也停不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着把伞收起来，“我脚上的鸡眼有这种预感。”

搬房子的人踏着没到脚踝的泥水，走起路来磕磕绊绊的，直往理发馆的墙上撞。卡米查埃尔先生趴在窗户上往一间拆开的屋子里看了看，整个卧室搬得空空如也。他顿时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

看天色，似乎刚到清晨六点。但是，卡米查埃尔先生肚子里咕咕直叫，他知道马上要到十二点了。叙利亚人摩西请他到店里坐一坐，等雨停了再走。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说了一遍他对天气的预感，四十八小时之内雨是不会停的。他刚要朝隔壁人家的便道上跳过去，却又迟疑了一下站住了。一伙青年人在玩打仗，把一个泥球扔在附近的墙上，离他那条新烫平的裤子只有几米远。叙利亚人埃利亚斯拿着一把扫帚从店里出来，嘴里咕哝着阿拉伯语，夹杂着西班牙语，吓唬那群小伙子。

小伙子们乐得直跳。

“土耳其佬，大浑蛋。”

卡米查埃尔先生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还好没有弄脏。他索性又把伞收起来，走进理发馆，径直坐到椅子上。

“我一向逢人就说，您这个人非常谨慎。”理发师说。

理发师把一条围布系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子上。卡米查埃尔先生闻到一股薰衣草味，这股味道跟牙医那儿的来苏水味一样，他一闻就觉得呛鼻子。理发师从他的后脖梗开始动手给他剪头发。卡米查埃尔先生有点不耐烦，眼睛到处寻找着，打算找点东西看看。

“有报纸吗？”

理发师手不停歇地回答说：

“全国除了官方报纸以外，什么也没有了。只要我还有口气，这路报纸就别打算进我的店里。”

卡米查埃尔先生只好低下头欣赏自己那双开了绽的皮鞋，看着看着，理发师突然向他打听起蒙铁尔寡妇的情况。卡米查埃尔先生刚从寡妇家里来。过去，他给堂切佩·蒙铁尔当过多年的账房。自从蒙铁尔先生谢世以后，他便负责照管寡妇家的生意。

“还住在那儿。”他说。

“一个自杀了，”理发师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地呢，全归了她一个人。那片地，骑着马五天五夜也走不出去。她八成占了十个市的地盘吧。”

“三个。”卡米查埃尔先生说，然后又把握十足地加上一句：“她可是世间第一大好人啊。”

理发师转身到梳妆台前刷梳子。卡米查埃尔先生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山羊脸，心里想，凭这副长相人们也不会敬重他。理发师看着他那副尊容，说：

“这笔生意做得可真漂亮——我的党上台执政，警察扬言要杀尽我的政敌；我呢，买下他们的土地和牲畜，价钱还得随我定。”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理发师接着给他剪头发。“大选一过，”他最后说，“我成了三个市的主人，而且没有竞争对手。即使换了政府，我还是稳占上风。所以说，这笔生意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连造假票子也赶不上。”

“早在这些政治变动以前，何塞·蒙铁尔[1]已经是个有钱人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时候，他穿着短裤坐在家门口，那间房子还赶不上鸽房大，”理发师说，“九年前，他才第一次穿上鞋子，这可是有凭有据的。”

“即使如此，”卡米查埃尔先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蒙铁尔的事和寡妇也毫不相干。”

“她那是装糊涂。”理发师说。

卡米查埃尔先生抬起头来，把系在脖子上的围布解开，让血液流通流通。“我平时宁愿叫老婆给我理发，”他没好气地说，“她一不要钱，二不谈政治。”理发师把他的脑袋往前推了推，一声不吭地又干起活来。他不时地把剪子空剪几下，显示他的技术十分娴熟。卡米查埃尔先生听见街上一片嘈杂，朝镜子里望了望，只见搬家的妇女和小孩们抬着家具和用具从理发馆门口走过。他恨恨地说：

“眼下正在闹灾，你们还死抱住政治上的宿怨不放。一年前政治迫害就停止了，如今你们还在议论这些。”

“把我们这些人丢在一边不管，这也是一种迫害啊！”理发师说。

“现在并没有人用棍子打我们呀。”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让我们听老天爷的摆布，这也是一种打法。”

卡米查埃尔先生发火了。

“这全是报纸上的谣言。”他说。

理发师不吭气了。他在加拉巴木果壳里弄了点肥皂，用小刷子把肥皂沫抹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梗上。“我这个人，有话憋不住，”他自我解嘲地说，“再说，像您这样的公道人也不是天天能碰上的。”

“一个人得养活十一个孩子，还能不公道。”卡米查埃尔先生说。

“那是，那是。”理发师说。

他把剃刀在手掌上蹭得刺刺响，默不作声地给卡米查埃尔先生刮了刮脖梗，用手指抹掉肥皂沫，在裤子上揩揩手，最后，拿一块明矾在卡米查埃尔先生的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