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师开始给他剪头发。

“这得怨礼拜天，”理发师说，“没有礼拜天，也就不会有礼拜一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闭上眼睛。昨天，他足足睡了十个钟头的觉，痛痛快快地和他女人闹腾了一气，又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礼拜天还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可是一到礼拜一，气氛就显得很紧张。钟楼上传来九点的钟声，随后邻居家响起了缝纫机的嗡嗡声。而大街上却悄然无息。阿尔卡迪奥法官感到很吃惊。

“镇上的人都死绝了吧。”他说。

“你们巴不得这样啊，”理发师说，“从前，礼拜一上午到这个钟点，我起码给五个人理完发了。今天呢，托上帝的福，您是第一位顾客。”

阿尔卡迪奥法官睁开眼，朝镜子里看了看外面的小河。“你们？”他重复了一句，然后问道：

“你们指的是谁？”

“你们……”理发师迟疑了一下说，“你们没来以前，这个镇和别处一样，像堆臭狗屎。现在更是比哪儿都糟。”

“你跟我说这些话，”法官反驳道，“是因为你心里明白，我和这些事没有任何牵扯。”接着他又语气和缓地问：“这些话你敢对中尉讲吗？”

理发师承认他没有这个胆量。

“我每天早晨一起床，”他说，“心里就想今天一准躲不过去，非让他们给枪毙了不可。一连过了十年，还没见他们动手。这种滋味您是没领教过的。”

“没领教过，”阿尔卡迪奥法官承认这一点，“也不想领教。”

“您多多留神吧，”理发师说，“千万别受这份罪。”

法官低下头，沉默了好长时间之后，问道：“有件事你知道吗，瓜迪奥拉？”没等对方回答，他又说：“镇长陷在这个镇子上，拔不出脚去，而且越陷越深。他不声不响地一点一点在攒钱。这件事可教他开心了，他不会撒手不干的。”理发师一声不响地听他说话，法官最后说：

“我敢和你打赌，他不会再杀一个人。”

“您这样想吗？”

“我可以和你打赌，死一个人我出一百比索，”阿尔卡迪奥法官坚持说，“眼下，对他来说，能争得个平安无事，就再好不过了。”

理发师剪完头发，把椅子朝后一倾，默默地换了条围布。最后，他开口说话了，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他有些困惑不解。

“这番话出自您的嘴，真是太奇怪了，”他说，“而且是对我讲。”

阿尔卡迪奥法官坐在椅子上动弹不了，否则他一定会耸耸肩。

“这些话我不是第一次说了。”他明确地说。

“中尉可是您最好的朋友。”理发师说。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口气显得紧张又机密。他全神贯注地干着活，就像一个不常写字的人在签名一样。

“告诉我一件事，瓜迪奥拉，”阿尔卡迪奥法官神情庄重地问，“你对我有什么看法？”

理发师正给他刮胡子，想了一下回答说：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认为您这个人很懂得万事都有个头，而且不愿意拖后腿。”

“啊，你可以保持这种看法。”法官笑了。

法官阴沉着面孔一动不动地让理发师给他刮脸。有朝一日把他拉到绞刑架下，他大概也是这副表情。他紧紧地闭上双眼。理发师用一块明矾给他擦擦胡子，上了点扑粉，然后用一把柔软的猪鬃刷子把粉掸掉。解下围布时，顺手把一张纸悄悄地塞进他的衬衣口袋里。

“只有一件事您的想法不太对头，法官，”理发师说，“咱们这个国家快要出事了。”

阿尔卡迪奥法官朝四下看了看，理发馆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太阳炙烤着大地。九点半了，镇上还是寂然无声。缝纫机依然在嗡嗡作响。礼拜一到底还是来了。法官觉得似乎不只是理发馆里，就连镇上也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于是，他从衣兜里掏出那张纸片，读了起来。理发师转过身去收拾梳妆台。“高谈阔论整整两年，”他背诵着，“戒严、新闻审查，一切照旧，当官的还是原班人马。”理发师从镜子里看到法官读完传单，便对他说：

“传给别人看看吧！”

法官把传单又放进衣兜里。

“你真勇敢。”他说。

“要是我总认错人，”理发师说，“几年前早就吃黑枣了。”随后，他又神情严肃地说：“请您记住，法官，这件事别向任何人泄露。”

阿尔卡迪奥法官走出理发馆，觉得口干舌燥的。他来到台球厅，要了四杯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看了看时间还早。他回想起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六，他心里乱得像团麻，于是想出一个蠢办法。他跑到一家简陋的酒吧间的厕所里，在一块杨梅疮上撒了点火药，然后点上火。

喝到第四杯，堂罗克不再给他斟酒了。“照这么喝，”老板笑着说，“得让人把您像斗牛士似的扛出去了。”法官一听，咧着嘴笑了，两只眼睛还是那样无精打采的。又过了半个小时，他跑到厕所里，解完小便，出来前把秘密传单扔进了茅坑。

回到柜台时，法官看到酒瓶旁边放着一只刻有量度的酒杯。“这是给您的。”堂罗克轻轻地扇着扇子对他说。大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阿尔卡迪奥法官喝下半杯，然后不紧不慢地品尝着酒的滋味。“有件事，您知道吗？”他问。一看堂罗克好像没听明白，法官就说:

“快出事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再次求见堂萨瓦斯。这会儿工夫，堂萨瓦斯正在天平上称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