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s，Mismanagement and Cover-ups，1987 年）。归根究底，我们应该将核废料处理的丑闻归功于工程师们。在自以为是地开始整项疯狂的工程前，他们似乎从未好好规划过。不过在美国，至少有一点值得欣慰，大多数工程企业都有固有的缺陷，这反而带来了令人惊喜的一线希望。比如，最近调查发现近 1/3 的洲际导弹要么不能用，要么永远无法击中目标，这让无数惊恐的欧洲人如释重负，并暴露出冷战中美国借以获得荒谬主导地位的工程优势是多么地虚假。

纽约市备受吹捧的新型公共汽车 Grumman Flxibles（这个车名就体现出了典型的做作，见“恶俗语言”）暴露出的问题，不过是全国乃至全世界同类问题的缩影。这种车采用的聪明设计是为了节省燃料，使残障人士也能坐，还有舒适的空调，并且全由电力驱动。可惜，这种车的轻型构架一上路，几乎马上就发出了疲惫不堪的“噼啪”声，并使驾驶出现异常。纽约交管局最后只好报废整批 637 辆汽车，9200 万美元就这样打了水漂。

要找出此类过失及其他许多过失的原因，我们就不该低估文盲们的贡献。他们需要制造业和建筑业提供的工作，而为了得到工作，他们必须假装能读懂说明书，并假装依照书面指示作业。当然，许多人只能弄虚作假，于是导致了桥梁和屋顶的坍塌。一旦焊接不牢固（比如阿拉斯加输油管道），整项工程就无法运转。如沃尔特·麦奎德所说：“讽刺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伟大技术天才，但人们的工作能力却普遍低下的时代。”换种说法，麦奎德可能想指出，一种装腔作势的技术正在超越人类驾驭它的能力，甚至能使所有人不对它产生怀疑。

恐怕很少有人愿意回顾汉谟拉比法典79为鼓励人们具备称职的能力而立下的法规：

如果一个承包人为一个人建了一所房子，房子建得不够结实，坍塌并导致房屋主人死亡，该承包人就应该被处死。

如果房屋坍塌导致屋主儿子死亡，该承包人的儿子就应该被处死。

这一残酷的解决办法，至少有助于避免这种普遍的美国式后果——建筑不合格，律师们却因此而暴富。

最后，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其他国家的工程建造也跟美国一样糟糕，比如最近的头条新闻：“100 人死于印度火车坠桥事故”。但他们只是糟糕而已，还够不上恶俗。因为没有印度人说印度是一个技术狂热造就的奇迹，并因此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嫉妒的对象（见“恶俗建筑”）。

恶俗的航空公司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航空公司私有制的高度工业化国家。这就意味着，攫取利润的需要和随之而来的弄虚作假将决定这些航空公司的运营，使他们大规模地致力于恶俗的行为。他们希望我们——他们的顾客，极端不开化，就像分不清食物，看不出带湿气的干洗衣物一样，全然分不清舒适与痛苦；他们还希望我们没有记忆，这样就能在我们的意识中彻底抹去 1987 年西北航空公司机组人员那次难以解释的失误——飞机从底特律起飞时竟打不开襟翼，导致 156 名轻信航空公司的人丧生。因为公众无知，航空业得以蓬勃发展。所以他们还希望我们不了解历史，不知道在“二战”后乘飞机旅行迅速平民化之前，这曾是多么讲究的一件事，至少是令人愉快的。说起 1930 年代的一次飞行，保罗·鲍尔斯80回忆道：“我有自己的客舱，里面有张床，飞行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盖着被单和毛毯睡觉。”乘飞机旅行 40 年后，他再也不能不清楚地注意到，“世界变得更糟了，”结果呢？“我再也不想旅行了。”

飞机旅行业还希望我们忘记乘火车和远洋客轮旅行曾多么有趣。我们会遇到一些无忧无虑的可靠的人，我们可以跟他们聊天，并与他们保持文明的距离，还可以在不碰到邻座的胳膊的情况下享受一顿真正的食物。宽畅与舒适的确有利于文明人交流而不是沉默或喧闹。诺埃尔·科沃德81的一出戏里有一小段很有说服力的对话，更多的人都应该了解：

“你的飞行愉快吗？”

“嗯，从航空学角度看，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从社交角度看则留下了太多的不足。”

从纽约飞往佛罗里达南部航班的社交条件可能是最差的。据记者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报道，坐这班飞机去度假的纽约人可能包括“胡言乱语的醉鬼、毒品走私者、定期迁徙的小偷、异装癖、精神病人、南逃的已决犯，还有一个相信自己是猫王的男子”，这个男子会在自己的照片上签名，然后当成猫王的亲笔签名照分发给众人。乘坐火车或客轮时，你尚能通过惯常的社交手段——以约定俗成的社交礼仪为由挪到一边——摆脱一个乏味的人（相比其他国家，美国培育了更多这样的人），但这种社交礼仪已经快被遗忘了，现在想这么做也完全不可能了，因为在飞机上，你跟你的邻座挨得很近，每次飞行你都有可能被乏味的邻座打扰到。

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人们常说的信息时代，那航空公司对这个时代的贡献就是微乎其微的。泛美航空公司当然不想让如下消息传播得太广：1980 年代的 5 年间，这家公司因违反安全条例被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罚款逾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