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已经从有一点不对劲变得相当糟糕了，而且似乎还有更糟糕的事，更糟糕的时间，在远方的地平线上等着他。这次从波士顿到纽约，再到克利夫兰的大旅行，正处在他们原来的在家季节——他们一起在家一起做事的季节。真不是时候。最近他看着她的面孔时，在那些平面，那些角，那些线的下面，他似乎隐隐地看见一个陌生人闯进了他们的生活。

一个问题整夜整夜地一遍遍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难以入眠，近来这样的夜晚越来越多了，她是不是有了个情人？他们肯定不经常在一起。她干了那事吗？他希望没有，但他真这么想吗？说真话吧，特伦顿先生，否则你就要被迫自食恶果了。

他不能肯定，他不愿意肯定，他害怕真会那样……那时他的婚姻就完了。

他仍然倾心迷恋着她，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会不会有什么婚外事件。他可以原谅她许多，但不能容忍自己头上长出那些角来。不！你不愿意那样，不愿意那些角顺着耳根长出来，孩子们就会在街上嘲笑你这个可笑的男人。她——

“什么？”维克说着从恍惚中清醒过来，“我没听清，罗格。”

“我说，‘那该死的红色谷制品’。不带引号，确切的话。”

“喔，”维克说，“我要为它干一杯、”

罗格举起比尔森玻璃杯。“干了它。”他说。

维克干了。

就在维克和罗格在黄色潜水艇压抑的会面大约一周之后，在3号镇道旁的七橡树山下，加利·佩尔维尔坐在他家前草坪的杂草丛里，喝着一杯桔汁酒，这种酒是由百分之二十五的乌限冻桔汁和百分之七十五的波波夫伏特加调成的。

他坐在一棵大榆树的阴影里，那棵大榆树在疯狂的荷兰榆树病的折磨下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了。他的屁股坐在一把草坪椅磨得快烂了的木条上。这张椅子是一件西尔斯·罗帕克邮递品，也已经到了可用期的最后阶段了。他喝波波夫酒是因为它很便宜。

加利上一次买酒时，从新罕布什尔州买了大量的这种酒，那儿的烈性酒更便宜。波波夫酒在缅因州已经很便宜了，但在新罕布什尔州，它便宜得发贱。那个州在生活中的好东西方面是排得上号的，那儿有奖金丰厚的抽彩，便宜的烈性酒，便宜的香烟，还有圣诞老人树和六枪城这样的旅游名胜。

新罕布什尔是一个很棒的老地方。草坪倚已经陷入杂物丛生的草地，深深扎进草皮层中。草坪后面的那幢屋子也烂糟糟的，它是一个灰色、油漆剥落、屋顶下陷的烂摊子。百叶窗斜挂着，烟囱弯向天空，像一个跌倒后正爬起来的老酒鬼。一些屋顶板已经在去年冬季的狂风中被掀飞了，它们现在正在那棵垂死的老榆树的几根树枝上挂着。这儿不是印度的泰姬陵，加利有时说，但他连屁都不会放一个。

在这样一个热得让人发昏的晚秋的日子里，加利醉得像只黑鸭，这对他来说很平常。池一点都不他妈的认识罗格·布瑞克斯通，一点都不他妈的认识维克·特伦顿，一点都不他妈的认识多娜·待伦顿，即使认识她，要是来访的球队射出的边线球被她用接球员手套收住，他连屁都不会放一个。

他倒认识坎伯一家和他们的狗——库乔，那一家就在小山的上面，3号镇道的尽头。他经常和坎伯在一起喝酒，在迷迷糊糊中，加利觉察到乔·坎伯也已经顺着酒精中毒的路滑得很远了。这条路上加利自己总是远远地旅行着。

“只是毫无意义地喝醉，我连屁都不会放一个。”加利告诉垂死的榆树上的鸟和他的屋顶板。

他把酒杯喝了个底朝天，放了个屁，猛打着一只小虫。这时阳光和阴影落在他脸上，形成一些斑斑点点。住宅的后面，有几辆散了架的汽车，几乎被高高的杂草埋没了；屋西的长春藤疯长着，快要失去控制，它们几乎把整个小楼都覆盖住，只留下一扇窗露在外面，晴朗的日子里，这扇窗会眩目得像一颗肮脏的钻石。

两年前，在一阵阴郁的疯狂中，加利把楼上屋里的一个柜子连根拔起，从这扇窗中扔了出去，他现在已经记不清为什么了。他后来又为窗户重安了玻璃，因为冬天一腿从那扇开着的窗户里跨了进来。但柜子还和它落下去的时候一模一样地呆着，一个抽屉跳出来，像伸出的舌头。

1944年，加利·佩尔维尔二十岁时，曾单枪匹马地在法国炸掉了一个德军的碉堡。这次业绩后，他又带着班上剩下的士兵前进了十英里，直到他带着六处枪伤倒下，伤是他在担任机关枪手时受的。

他因此被满怀感激的祖国授予最高荣誉——杰出服务十字勋章。

1968年，他在福尔堡的商业区找到布迪·托格逊，把勋章变成了一个烟灰缸。当时布迪很震惊，加利要求把十字勋章做成一个马桶，这样他可以在里面拉屎，但它没有那么大，布迪延续了故事，也许这符合加利的原意，也许没有。

不管怎么样，这都让当地的嬉皮土崇敬得要命。1968年的夏天，大多数嬉皮士正和他们富有的父母一起在大湖区度假。这之后，他们就要在九月回到大学，显然，他们在那里终日研习的只是抗议、酗酒和姑娘。

布迪·托洛逊在福尔堡的埃索车站附近工作，空闲时间他也做些定制铸造的活。就在他把加利的勋章变成一个烟灰缸之后，这段故事上了罗克堡的《呼唤》报。

故事是一个当地的乡巴佬记者写的，他把这件事理解成一种反战姿态。故事登出来之后，喀皮士们就在3号镇道路边加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