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常想：“《恶之花》不是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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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年，莫里斯·巴莱斯认为，有朝一日，《恶之花》“将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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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7年，纪尤姆·阿波利奈尔断言：“他（波德莱尔——笔者注）的影响现在终止了，这不是一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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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1987年 11月 1日，法国《快报》周刊（第1426期）公布了一份 《法国在读书》的调查报告，报告表明：46％的读者喜欢阅读波德莱尔的作品，而所谓“波德莱尔的作品”，只能是《恶之花》和他的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而后者可以说是前者的形式上的对应物，在精神上“仍然是《恶之花》”。此类调查报告几乎年年都有，而波德莱尔和他的《恶之花》也几乎总是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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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的奥秘，正如路易·阿拉贡所说：“没有一个诗人能比波德莱尔引起人们更多的热烈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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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诗，维克多·雨果说它“灼热闪烁，犹如众星”，阿尔弗莱德·德·维尼看到的分明是“善之花”，埃德蒙·谢雷却只闻到了令读者掩鼻的“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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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诗人，阿尔杜尔·韩波呼为“真正的上帝”，T·S·艾略特奉为“现代所有国家中诗人的最高楷模”，费迪南·布吕纳吉埃却称之为“旅馆中的撒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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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锋相对，各趋一端，毁誉双方的“情绪”果然“热烈”。于是，人们自然要问：

　　毒草乎，香花乎，《恶之花》？

　　鬼耶，神耶，人耶，波德莱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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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年来，《恶之花》被包裹在一片神秘、危险、甚至邪恶的气氛中，诱惑着各个时代、各个年龄的读者。马克斯—波尔·福歇曾经这样描述过他最初阅读《恶之花》的情景：“《恶之花》被我的父母藏在柜顶……那只普通的柜子，在我看来，就是一株知善恶树。四十年过去了，我觉得还能感到当时的心跳，害怕楼梯上的脚步声，因不能完全读懂而痛苦，还有那看到愚蠢的图画时肚子里的骚乱……波德莱尔比其他人更使我体验到反抗和美妙的苦恼。他使多少人走出了童年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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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年，既是指生理上的童年，更是指精神上的童年。那些敢于正视社会和人生的读者，通过《恶之花》，看到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社会，体验到一个备受摧残的人生，听见了一阵阵从地狱中传来的呼声，他们心中或许会生出一股怜悯的暖流，或许会腾起一团反抗的怒火，或许会敲响一阵自警的暮鼓晨钟……总之，他们会获得一副更冷静、更勇敢、更深邃的目光，从而不再为虚伪的纱幕所蒙蔽，不再为盲目的乐观所陶醉，也不再为世间的丑恶所吓倒。

第一章 逃出樊笼的一只“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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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花》是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它就盛开在地狱的边缘，只有勇敢而正直的人才能够摘食，并且消化。他们无须等待蛇的诱惑。伊甸园中的一枚禁果，逃出樊笼的一只“天鹅”。　　《恶之花》中有一首诗，名为《天鹅》，这首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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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见了一只天鹅逃出樊笼，

　　有蹼的足摩擦着干燥的街石，

　　不平的地上拖着雪白的羽绒，

　　把嘴伸向一条没有水的小溪，

它在尘埃中焦躁地梳理翅膀，

　　心中怀念着故乡那美丽的湖：

　　“水啊，你何时流？雷啊，你何时响？”

　　可怜啊，奇特不幸的荒诞之物，

几次像奥维德笔下的人一般

　　伸长抽搐的颈，抬起渴望的头，

　　望着那片嘲弄的、残酷的蓝天，

　　仿佛向上帝吐出了它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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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意味深长、充满象征的三节诗中，波德莱尔把人的处境和命运浓缩在生动而鲜明的形象之中。“天鹅”象征着人，“樊笼”象征着人所受到的困扰和束缚，“雪白羽绒”象征着人在天堂中的纯洁无邪。然而摆脱了桎梏的人并未回到天堂，只是走出了小樊笼，进入了大樊笼，他面前是“干燥的街石”、“不平的地”和“没有水的溪”，他只能在心中怀念失去的乐园——“故乡那美丽的湖”。而那上帝居住的蓝天是“嘲弄的”，嘲弄在地上笨拙地挣扎着的人；它又是“残酷的”，听凭尘埃玷污雪白的天鹅。终于，天鹅怀着渴望复归天堂的心情向上帝发出了谴责，“吐出了它的诅咒”。这正是奥维德在《变形记》中描绘的、在混沌中初生的人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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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物主抬起了人的头，

　　命他仰望天空，注视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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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无论身在何处，受到何种磨难，终生都将在向往希冀中度过，他的向往是天堂，他的希冀是获救。这不也是诗人的一幅自画像吗？波德莱尔正是一只逃出樊笼、在污泥中挣扎而且诅咒上帝、怀念故乡的白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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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尔·波德莱尔于1821年4月9日出生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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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左右。在卢森堡公园里，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位眉毛漆黑的老人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散步。老人指点着那一座座美丽的雕像，讲述着有关它们的神话和历史，孩子则出神地听着。这个孩子就是波德莱尔，他后来写道：“形象，这是我最初的强烈爱好。”那个老人不是他的祖父，而是他的父亲，约瑟夫—弗朗索瓦·波德莱尔，那时已经年逾花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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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弗朗索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