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荫道上的“野鸡”，酒店里的醉汉，踽踽独行的老人……这一切，他竟都像第一次见到一样。巴黎变了样，到处充斥着“发财”的叫喊声，散发着新贵的铜臭味。路易一菲利普王朝越来越反动，基佐的“发财吧”这样的口号不过是为了保持大资产阶级的特权，引起了广大无产阶级、甚至中小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政权的平庸和猥琐更使当年的浪漫派灰心丧气，而工人们则要求成立共和国。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新的革命又在酝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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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德莱尔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回到巴黎的。这时，他和继父欧比克的关系，已经由于在选择职业问题上的分歧而迅速恶化，况且他已经成年，更加不能忍受家庭的束缚，终于带着父亲留给他的遗产，约十万金法郎，离开家庭，过起挥金如土的浪荡生活。1843年6月，他住进了豪华的皮莫丹旅馆。他用黑红两色的墙纸裱糊房间，穿着黑外套，系着牛血色的领带，雪白的衬衫一丝不皱，一尘不染。他要用与众不同的装束和风采来表示他对资产阶级的蔑视和唾弃。岱奥多·德·邦维尔这样描绘当时的波德莱尔：“眉毛清晰，伸展如缓缓的拱形……细长，漆黑，深沉的眼睛……优雅、带着讥讽意味的鼻子……嘴巴已经由于思想的丰富而变得又弯又薄，……脸上泛起一种温暖的苍白，棕色的皮肤下显露出丰沛而纯洁的血液的粉红色调……高而宽的额头，线条清晰，浓密漆黑的美发自然地卷曲着……”这是波德莱尔最愉快最乐观的时期。他要作一个浪荡子（le dandy）。“浪荡”（ledandysme）一词，在他的眼中意味着高贵，文雅，不同流俗，既有着面对痛苦而不动声色的英雄气概，又有着忍受尘世的苦难而赎罪的宗教色彩，总之，“浪荡”一词意味着/追求崇高”。他自白道：“作一个有用的人，我一直觉得是某种丑恶的东西。”有用，正是资产阶级最珍视的品质。他厌恶一切职业，决心不对那个社会有丝毫的用处。于是，他整日在城里呼朋引类，冶游滥饮。也正是在这时，波德莱尔真正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先是结识了一批年轻的画家，进入他们的画室，“开始接触绘画的实践”。那几年，在法国文学史上又恰恰是极热闹的年份：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开始问世，贝特朗的《黑夜中的加斯帕洋》于作者死后一年出版，邦维尔以 《女像柱集》一炮打响，大批以巴黎各色人等为题材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波德莱尔的朋友中又多了一位工人诗人，以谣曲著名的彼埃尔·杜邦。这时的波德莱尔已经以奇特怪异的文学趣味令人瞠目了。也是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波德莱尔在一家小剧场邂逅了一个跑龙套的混血女子，名叫让娜·杜瓦尔，并从此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生活和创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她的印记。杜瓦尔的卑微的身世和独特的美，使波德莱尔又多了一件向资产者挑衅的武器。还不止于此，他开始吸毒，开始领教放债人的手段。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放松写诗的准备，甚至已然开始创作。他发现诗国的领土已被瓜分完毕，诸如天空、大地、海洋、家庭、异域风光等主题都有了各自的开拓者，而充斥诗坛的那些粉饰现实的无病呻吟之作只能让他感到厌恶，于是，他便暗中写些不同凡响的诗章。据阿斯里诺回忆，“这期间（1843—1844），《恶之花》中的大部分诗篇已经写出，十二年后出版时，诗人无须改动什么了。他在风格上和思想上都是早熟的。”此时，他还没有发表过一首诗，却已在诗人队伍中被视为一位“有独创性的诗人”了。1830年后一代青年诗人“似乎对他寄望很高”。他并不急于发表，而是暗中磨砺，积累着产品，打算“日后像一枚炮弹那样打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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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德莱尔在两年中花去了他的财产的一半，这又一次引起了家庭的不安。欧比克夫妇不由分说，找了个公证人替他管理财产，每月只给他可怜的二百法郎。这是在1844年9月21日，这是个重要的日子，对波德莱尔来说，无异于父亲去世母亲再嫁后的又一次沉重打击。用米谢尔·布托尔的话说，波德莱尔是被剥夺了成人的资格，被当成了未成年的孩子。从此，波德莱尔就在债主的追索下过日子了。他的眼中除了欧比克之外又多了一个敌人：他的公证人，典型的资产阶级秩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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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浪荡子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有闲。现在，波德莱尔既已失去了钱，也就不得不去干他一向最鄙薄的事情：靠耍笔杆子吃饭。他一向认为生活的最高目的是培育美，而现在却不得不多少投合公众 （资产阶级）和出版商的口味，为生活而写作了。他的诗神被收买了，他绝望，愤怒，渴望着报复和成功。他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有天才的人如何还债》，幻想着能像伟大的巴尔扎克那样在债主的追逼中，突然灵机一动，安然度过难关。但是，他的那些大胆真诚的诗作屡屡遭到编辑先生们的拒绝。1845年5月，波德莱尔发表了画评《1845年沙龙》，盛赞浪漫派画家德拉克洛瓦，称他为“过去和现在最有独创性的画家”。这篇长文以新颖、感觉的敏锐和行文的果断，震动了评论界。不过，批评家本人并不满意，深为此文“缺乏个性所苦”。也许是因为《1845年沙龙》未曾取得他心目中的成功，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