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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随从,
走进所有的病院,所有的王宫。
——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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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乞丐的美丽和受人欺凌的命运,引起了他的愤慨 (《给一个红发女乞丐》);那寻找着家乡的椰子树的黑女人,“憔悴而干枯”,使他不能忘怀 (《天鹅(一)》);那瞪着无光的眼球的盲人,令诗人想到自己的无望的追求 (《盲人》);那引起母亲妒忌的赤心的女仆,使他觉得该带几朵花去供奉(《您曾嫉妒过……》);而那些风烛残年,被生活压弯了腰的老人们,他们眼中的仇恨的光,使他陷入极大的不平静之中;那些囚徒,那些被遗弃的水手,那些渴望着安息的穷人,那些垂危的病人,那些年老色衰的女伶……所有这些飘泊者,流浪者,被社会和岁月抛弃的人们,都分享着诗人的同情和怜悯。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视野中,从未出现过达官贵人和绅士淑女,唯一的一位高贵的女人却是一位转瞬即逝的过客,而引起诗人同情和遐想的,又仅仅是她那一身丧服和庄严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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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憎恶那丑恶的巴黎,而在他的心中最温暖的地方却是一个劳动的巴黎。他曾在庄严的钟声中凝视过唱歌闲谈的工厂和远上云天的煤烟之河(《风景》);他曾经怀着欣喜的心情注视过巴黎的苏醒,像个辛勤的老人抓起了工具 (《晨光熹微》);他更因劳动者所企盼的黄昏的降临而感到宽慰,因为沉思的学者可以抬头,疲倦的工人可以上床了 (《薄暮冥冥》)。他还对艺术家的奋斗寄予深切的同情,因为他们追求理想的美至死不悔,正与他的心息息相通(《艺术家之死》),劳动,这是人区别于自然界万物的最根本的特征,对诗人来说,它代表着人们最伟大的品质。萨特从中看出了波德莱尔的矛盾,他说:“波德莱尔憎恨人以及‘人面的残暴’,但因其对人类劳动成果的崇拜复又成为人道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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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不仅分担一切受压抑的人们的痛苦和悲哀,他还怀着崇敬的心情倾听他们不平的呼声,赞美他们的美好的理想。他从那喝醉了酒的拾破烂者的身上看出了他们酷爱正义的优秀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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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一个拣破烂的,跌跌撞撞,
摇头晃脑,像个诗人撞在墙上,
毫不理会那些密探、他的臣民,
直把心曲化作宏图倒个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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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出誓言,口授卓越的法律;
把坏蛋们打翻,把受害者扶起,
他头顶着如华盖高张的苍穹,
陶醉在自己美德的光辉之中。
—— 《醉酒的拾破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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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深厚的同情心成了诗人人道主义精神的基石,其核心是人的命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不和谐。诗人赞美女人的首饰和服装,因为这是人为的结果;诗人诅咒人类的罪恶,因为他相信基督教的原罪说,认为是自然教人犯了罪;诗人憎恨这个社会,因为这个社会让人处于非人的境地。这其中有一个极大的矛盾,那就是他不大相信人类能改善自己的境遇,因此,人类上升只是一种“意愿”,而人类堕落,却是一种“快乐”。在这场意愿与快乐的争战中,孰胜孰败,就诗人自己来说,依旧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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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排解的忧郁,执著但是软弱的追求,深刻复杂的悲观情绪,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恶之花》中的诗人形象的基本性格特征。波德莱尔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形象,就其典型性来说,他可以厕身于维特、勒内、阿道尔夫、奥伯尔曼、曼弗雷德等著名主人公之间而毫无愧色,而且,他比他的兄长们更复杂、更深刻、更丰富,因为他身上流的是他的创造者的血液,他使用的是他的创造者的眼睛,支配他的行动的是他的创造者的灵魂。《恶之花》中的诗人虽然没有姓名,但我们实在是有理由把他称作波德莱尔。然而,他并不是现实中的波德莱尔的翻版,而是一个经过浓缩、凝聚、升华的波德莱尔。夏尔·阿斯里诺说得好,波德莱尔的一生是其作品的“注解和补充”,而他的作品则是其一生的“总结,更可以说是他的一生的花朵。”因此,波德莱尔和 《恶之花》中的诗人之间,不是绝对的等同,而是有机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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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花》是一篇坦诚的自白,是一次冷静的自我剖析;但它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代资产阶级青年的面貌和心灵,照出了世纪病进一步恶化的种种征候。
第五章 时代的一面“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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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丹达尔曾把小说比作大路上的一面镜子,照出过往的车马人群;雨果曾把戏剧比作一面浓缩的镜子,化微光为光明,化光明为火焰;而诗,却常常被比作时代的号角或抒情的芦笛。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不是一只号角,号角太高吭,《恶之花》没有高昂明亮的音调;它也不是一管芦笛,芦笛太单调了,《恶之花》是复杂的人生和纷繁的世事的一曲交响。这本“有头有尾的书”,倒可以说是一面镜子,然而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社会的动乱,政权的更迭,人民的苦难,都只浮光掠影一般,在镜子的表面闪闪烁烁,转瞬即逝,而在镜子里深藏不去的,是一片光怪陆离、阴森可怖的景象,透出一股逼人的寒气,直射到观者心中最隐秘的角落。当波德莱尔发现没有一种美是不包含不幸的时候,不禁万分惊异,这样问道:“难道我的头脑是一面魔镜吗?”在他的头脑中,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