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理要求平反的案件。其处理原则非常简单粗暴：只是确认涉事者是旧党，要么是“事涉冤抑”、要么是“情可矜恕”，统统可以平反。

这哪是什么司法纠偏机构，纯粹就是一个党争工具。

所以，在章惇为代表的新党上台之后，诉理所并没有撤销，职能成为了追究绍圣之前的所有对新法有过不利言语官员的罪责。处理原则同样地简单粗暴：只要是旧党，统统都重新确认罪行打倒；只要对新法言语不利，全部抓取获罪。

担任看详官的安惇、蹇序辰，便以此为据，四处搜罗各个大臣曾经讲过的话、曾经写过的东西，还上书要求将元佑以来的奏章文书专门收集成册。实际上就是在这其中，进行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打击各种政治对手。

而经过诉理所的连续折腾，新党已经开始完全掌握了朝政，再也没有明确的台上政治对手，所以，在他们内部之间的矛盾与差异，便开始成为了朝争的主流。

首先是此时知枢密院事的曾布极不认可章惇的这种打倒一切的做法，他对皇上表示担心：“诉理所如此操作，株连者众，恐失人心！”

而蔡京则是明面上附和着章惇，通过诉理所不断扩大冤狱范围，有时也从中捞取几个人拉拢成心腹，暗地里在努力培根自己的势力。

于是安惇在明处、蔡京在暗地里，被诉理所再度惩办的旧党达七八百家之多。此二人还联手炮制证据，诬陷司马光、刘挚、梁焘等人将谋废立，章惇乘势要求将司马光等已经去世之人的棺材挖出并进行鞭尸等处理，幸好赵煦还有一点理智，最终并没有答应。

而眼下这一次的朝堂争执，居然起源于一件对小人物的弹章：

七月，两浙转运使胡宗哲上书，弹劾原宣德郎秦观在处州被削秩落职期间，时常与地方僧人私会相聚，并借吟诗作词而发泄心中不满，同时还附上了秦观近期所作的一些诗词为证。

要说这宋代文人因诗词惹祸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其实秦观在处州已经十分地注意，尽可能不去过问外面的时事，而是躲在寺庙里，与众位方丈、禅师谈谈佛经，叙叙佛理，聊天多了，就借着这些超脱于尘世之外的话题写几首诗而已。

这诗词一事，多因文字精炼，还会有许多典故。而同样的典故，又在不同人的理解下就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只要一经解释，这没有问题的也会被翻找出一堆的问题。

原本这类痛打“落水狗”的事情，章惇都是“见本就批”，毫不手软。只是，这次对于秦观，他记起了之前自己的堂兄章楶在去西北前所提的一个条件：

西北战事未结束、秦刚未曾离开前线之前，轻易不要去触动秦观。

当时西线事急，他也没有多想，直接也就应承了下来。想到这事，他也就顺手把这个弹劾给驳回去了。

却没想到胡宗哲因为银行的事情在秦刚手上吃了亏，记着这仇，就又从三司这条线把弹章递到了尚书右丞蔡卞那里。

蔡卞此时也是暗地里一直在与章惇较劲，尤其是在打击旧党的事情上，既然大家的基本立场与态度是一致的，那就经常会相互指责对方的漏失或手软。所以在看到了这样一条“明明就可以借机继续惩治旧党成员”的弹劾，居然之前被驳了回来，当下便拿到台面上来进行质问。

章惇知道蔡卞的小心思，他也没有隐瞒，就是明白说出了当时章楶在去往西线时曾提过来的这个要求，并解释道：“当下总是西北须用人之际，质夫的意思还是需要尊重一下的。我驳了这个弹章，并非是觉得它不好，只是这个秦观也就是一个小人物，现在又是在处州这种破地方落职着了，现在不去动他，也算不上是给了他什么翻身的机会。”

蔡卞虽听了这个原因，但也是极不满意：“这质夫也是越老越糊涂了，西北打仗，那么多的将官兵士都不好用么？非要看重这个年纪轻轻的秦徐之。当初可以越格给他提拔了一个权发遣的知保安军，但是他去了保安这么久，按吕吉甫最近发来的战报奏章里所说的，却是数他那个地方的情况最不给力！”

章惇听着拿上递过来的吕惠卿的奏章，冷眼看了看，发现上面确是如此之讲，当下也没什么话好讲。

倒是一旁的蔡京却站了了出来道：“此弹章的弹劾对象是秦观，当就事论事。我记得这秦观在处州的监酒税一职已经削去，这帮旧党余孽闲着无所事事，难免是牢骚满腹。只是我也看了这胡宗哲所请奏的内容，还是功夫下得不够，里面所转述的内容，多有牵强之语。若是就以此而直接下了贬责之令，恐难服众。再加上章相之通盘考虑，莫不如就下旨令胡宗哲对秦观作些口头的训斥警告，既算是应了这弹章，也算是给了质夫的面子。”

此语甚得章惇之心意，便说：“还是元长考虑得周全，那就如你所言去办吧！”

蔡卞见自己的兄长居然站出来站在章惇一边，此事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也算是公然出来与他作对，心里知道蔡京是为自己一直并不是太支持他进入宰执行列而发泄不满。可是就因在这一点上，曾布一直拿着他们兄弟二人都身居高官而说事，如果他支持了蔡京，自己的位置也就危险了，这岂又可能呢？

其实，蔡京的真实想法除了这点之外，他也是存了心思想在秦刚身上投一点资源。

最近，他把秦刚前次和他讲过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那套想法，重新进行了包装，写了若干个关爱孤老弃儿的提案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