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长满色斑的大手放在你的膝盖上。情绪激动的时候，他要么模仿集市中心一个摊贩的腔调，要么扮演成阿巴·埃班[4]在临时收容所对一群移民发表演讲，要么不经意地分析一下费玛的一篇关于阿尔贝·加缪[5]的文章所产生的影响，逗得一屋子的人都笑出了眼泪。有时候，他会当着朋友和妻子的面坦率地披露他在情场上的征服经历。他说得兴高采烈，说得温文尔雅，他从不拿他的情人开玩笑，从不公开情人的身份，从不自吹自擂，而是用令人回味的幽默将一次次浪漫的历程娓娓道来，好像他早就深知爱情与荒诞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就深知勾引者和上钩者都被固定的程式所引导着，深知肉欲只是一小部分原因的他那不知疲倦的征服欲是多么幼稚可笑，深知谎言、矫饰和虚伪甚至被编织进真正的爱情里，深知流逝的岁月已将我们兴奋的能力以及渴望的能力剥夺殆尽，就像任何事物都要慢慢地磨损直至消失一样。在星期五晚上这种类似《十日谈》中所描写的聚会上，他总让大家感到他有些荒唐可笑，就好像作为演讲者的尤里·格芬正透过显微镜在观察作为情人的尤里·格芬，一边不动声色地将滑稽可笑的东西分离出去。有时，他会说：等你刚刚明白一件事情的意义时，你的任期就满了。要么就说：有一句保加利亚格言，即一只老猫能够记得的要事就是怎样叫唤。

在尤里面前，而不是在尼娜的怀里，费玛总觉得有一种令他头晕目眩的感官上的亢奋。尤里在他体内激起了一种无法遏制的冲动，他想让对方觉得钦佩、感到震惊。让对方在辩论中理屈词穷。让对方那只强有力的大手抓住他的胳膊肘，让他体验一下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然而，费玛不一定总能让对方感到理屈词穷，因为尤里也是学识精深、才智过人，并不亚于费玛。他们有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倾向于轻松自然地、几乎不假思索地从嘲弄切换到悲剧性的移情，又从悲剧性的移情切换到嘲弄，三言两语就让他们花了一刻钟时间所建构起来的论点土崩瓦解。

在尤里和尼娜家中星期五晚间的那些聚会上，费玛把自己发挥得淋漓尽致。只要一开口，他就能够讲上一套一套的悖论，让大家开心到黎明，就能够用他的政治分析让大家目瞪口呆，就能够让大家哄堂大笑、兴奋不已。

“世上只有一个费玛。”尤里这时就会带着慈父般的爱意说道。

而费玛自己呢，则会帮着对方把话说完。

“……可他却是一个多余的人。”

尼娜就说：

“看看你们这一对。罗密欧与朱丽叶。或者说更像劳莱和哈代[6]。”

费玛并不怀疑尤里早就知道他与尼娜偶尔偷欢。他或许觉得这事很有趣。或者说很动人。或许从一开始他就是这部小喜剧的编剧、导演和制片。有时，费玛想象着尤里早上起床，用高级剃须刀刮脸，在膝盖上放一块雪白的餐巾，坐下来吃早饭，浏览着他的袖珍日记本，忽然注意到那上面一个月画两次的小叉叉，在捧着报纸喝咖啡的同时对尼娜说，又到为费玛提供常规服务的时间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不至于彻底干枯。但这种怀疑既没有削弱他对尤里的感情，也丝毫没有削弱他与这位魅力无穷的朋友在一起时总能体会到的那种肉体上的快感和亢奋。

每隔几个星期，尼娜事先也不打招呼，就会在上午十点或十一点来到费玛的住处。她把那辆满是灰尘的菲亚特停在约韦勒村那幢低矮的公寓楼前面。她总提着两个篮子，篮子里装满了她从办公室来这里的路上所采购的食品和洗涤用品。这时，她看上去就像个临危不惧、将脑袋提在自己手心里的社会福利工作者正在走进贫困线的前沿地带。喝完咖啡后，几乎是一言不发，她就站起身，果决地将衣服脱下来。他们急匆匆地性交，刚完事就爬起来，好像战壕里的两个列兵在趁着炮击的间隙慌慌张张地吃上点东西。

做爱之后，尼娜就立刻把自己关在浴室里。擦完她那骨瘦如柴的身体后，她就习惯性地开始擦洗抽水马桶和脸盆。然后，两人才坐下来，再喝一杯咖啡，聊一聊政治观点鲜明的诗歌或者全国团结运动。在说话的同时，尼娜一支接一支地抽烟，费玛则一片接一片地吞食着蘸果酱的黑面包片。他压根儿就无法拒绝她在一个格鲁吉亚人的面包店为他购买的这种香喷喷、热乎乎的黑面包。

费玛的厨房看上去总像是被主人在仓皇之中撇下了似的。洗涤槽下塞满了空瓶和蛋壳，案台上放着几个没盖的罐子，饭桌上是已经凝固的果酱污渍、吃了一半的酸奶、炼乳、面包屑和黏糊糊的斑点。有时，尼娜带着传教士般的狂热，挽起一只袖子，戴上橡胶手套，开始擦洗碗柜、冰箱外表和瓷砖。她一边干活，一边抽烟，嘴角上叼着的那支香烟就像用胶水粘在了她的下嘴唇上。半小时后，她就可以把加尔各答变成苏黎世。在这场战斗中，费玛则在过道里懒洋洋地溜达，虽是多余但却心甘情愿，一边同尼娜和他自己展开辩论，谈共产主义的垮台，谈驳斥乔姆斯基[7]语言理论的思想派别。尼娜已经踏上归途，耻辱、爱恋、思念和感激则交织在费玛的心头，让他不能自拔。他想含泪追赶她。他想说：谢谢你，亲爱的。他想说：你给我帮了这么多忙，可我不配。可是接着，他就会镇定下来，急忙打开所有的窗户，将污染他厨房的烟雾放走。他迷迷糊糊地想：他病了，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