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堂里的钟声仍然回响着他们的记忆，教堂光塔的顶部仍在呜咽地诉说着他们的名字，耶路撒冷城仍在用神秘的咒语召唤他们回来。可现在，此时此刻，这个城市似乎没有留下一个活物，除了他自己、那只蜥蜴和电灯。

在他年轻一些的时候，每当他走在耶路撒冷的小巷里和布满鹅卵石的荒地上，他也常常想象自己能听到一种声音。他甚至尝试用语言记录那些他在想象中听到的声音。在那些日子里，他也许还能够拨动某些人的心弦。就是现在，在托拜厄斯或格芬家星期五晚上的聚会上，他有时也还能让一些人，特别是女人感到痴迷。有时，他会抛出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一时间满屋子的人都会屏住呼吸。然后，他的见解就被人们传播开来，偶尔还会登上报纸上的专栏。有时，他心血来潮，还会造一个新的词组，用以前人们从未用过的词语来阐发自己对形势的分析，表达一个鞭辟入里的看法。这种看法在耶路撒冷城会不胫而走，直到几天之后他会在收音机上听到自己的看法，不过，这些看法这时就不再和他有关了，就将和他的名字割裂开来，而且经常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作为一种温和的责备，他的朋友们喜欢跟他说，有那么一两次他显露了自己真正的预见力，例如1973年就是这样[5]，当时，他四下奔走，为让以色列饱受折磨的盲目主义和迫在眉睫的灾难悲叹，都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还有在入侵黎巴嫩[6]的前夜。还有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浪潮之前。每当他的朋友们提起这些预言时，费玛便会做出不敢接受的样子，带着一丝悲哀的苦笑回答说：没什么，字在墙上都写着呢[7]，连孩子都能看得懂。

茨维·克鲁泡特金有时会把文学副刊或文学期刊里引用《奥古斯丁之死》的某些文章抄给他看。那时，某些批评家不厌其烦，把他的那些诗歌从湮没的旧纸堆里拽出来，在赞成或反对现行诗坛潮流的论战中作为辅助性的弹药。每当这时，费玛总会耸耸肩膀，咕哝着说：好了，茨维卡，扔掉它算了。他的诗歌，如同他的预言一样，对他似乎已变得遥不可及，和自己毫不相干。根本就不知道为何痛苦的心灵为什么要痛苦呢?什么是真实的存在，什么只是表象的存在?当你已经忘却丢掉的是什么东西时，你到哪里才能找到你丢掉的东西呢?在他的公羊年里，就在同瓦莱塔旅馆老板娘的短暂婚姻期间，费玛有一次坐在码头旁的一家水滨小餐馆里，看两个渔民玩十五子游戏[8]。事实上，与其说他在看那两个渔民，倒不如说他在看坐在他们中间一把椅子上直喘粗气的那条德国牧羊狗。狗的耳朵向前竖起来，一副认真的样子，好像它正在倾听下一步走棋。它紧盯着两个棋手的手指、滚动的色子和来回移动的筹码。对费玛来说，它的那双眼睛似乎充满了痴迷、恭顺和惊奇。为理解晦涩难懂的东西而做出这般专注的努力，费玛还根本没有见过，之后也没有见过，仿佛在渴慕破解这个游戏的过程中那条狗已达到了一种遗形物外的境界。毫无疑问，这正是我们在看待未知事物时所应采取的方式。尽可能多地理解，或者至少要理解我们在理解上的无力。有时，并不完全信奉上帝的费玛把宇宙的创造者想象成一个具有中东血统的耶路撒冷商人，六十岁左右，身体瘦削，皮肤黝黑，脸上布满皱纹，被香烟和亚力酒[9]消耗得弱不禁风，下身穿着绽了线的棕色裤子，上身穿着一件并不十分干净的白衬衫，衬衫的纽扣一直扣到他那瘦得皮包骨的脖子上，但他从来不打领带，脚穿一双棕色的破鞋，外套一件有些嫌小的破烂的老式夹克衫。这个造物主昏昏欲睡地坐在兹克伦摩西区他那个零星服饰用品商店门口的一张柳条凳上，面对着太阳，一双眼睛半睁半闭着，脑袋耷拉在胸前。一颗已经熄灭的香烟头挂在他的下嘴唇上，一串琥珀珠链僵在他的手指中间，手指上有一颗宽大的戒指，不时闪烁着光芒。费玛停下来，夸张地表示着自己的礼貌，犹犹豫豫地斗胆问道：我能否打扰阁下片刻，向阁下请教一个问题呢?老人布满皱纹的、苍老粗糙的脸上抽搐了一下，掠过一抹嘲讽的表情。或许只是一只嗡嗡叫的苍蝇?阁下能否屈尊思考一下卡拉马佐夫兄弟[10]?伊万与魔鬼的辩论[11]?米佳的梦魇[12]?或者宗教大法官的一段经历[13]?不?阁下会怎样屈尊回答这个问题呢?虚空的虚空[14]?不知阁下是否又要诉诸古老的论据：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15]我是自有永有的。[16]老人好像打了一个饱嗝，散发出烟草和亚力酒的浓烈气味，举起两个像抹灰工那样坑坑洼洼的手掌心，然后把两只手掌心空着摊放在膝盖上。只不过他手上的戒指忽闪了一会儿，接着就暗淡了下去。他在咀嚼什么东西?微笑?打盹?费玛放弃了自己的请求。道歉之后，他继续走自己的路。不是奔跑，不是急急忙忙，然而却像正在奔跑、也知道自己正在奔跑、还知道奔跑是徒劳无益的这么一个人。

站在窗口，费玛看太阳奋力挣脱云层。一种难以描述的变化就要降临街道和山峦。与其说是一片光亮，不如说是各种色调的轻微的震颤，仿佛空气本身正在经受着犹豫和怀疑的折磨。充斥这帮人——尤里、茨维、特迪，还有其他人——生活的一切事物，激发他们的憧憬或者热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