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抓，可找到的只是零散的小钱，他请老板娘将饭钱记在账上。下周吧，到时候他就有来自……可她欢快地打断他说：

“千万别在意。不用着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还没等费玛说话，她又给他端来一杯柠檬甜茶，一边接着说：

“不管怎么说，一切都来自上帝。”

在这点上，他不同意她的看法，但她的话语是那么悦耳，就像爱抚一般触动了他，他突然将自己的手指头按在她的一只青筋暴突的手上，向她表示感谢。他夸奖她做的食品，热情地表示同意她刚才说过的话：“怜悯就是怜悯。”

迪米八岁那年的一天，上午十点，特德和约珥惊恐万状地给他打来电话，请他帮忙寻找他们的孩子。小迪米显然是逃学了，因为其他的孩子都欺侮他。费玛一刻也没有迟疑，立即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位于罗梅马的化妆品工厂。果不其然，他发现巴鲁赫和迪米把自己关在小实验室里，在一条长凳旁弓着腰，银白浓密的长发紧挨着白化病的鬈发。两人把试管放在加热装置上，正在对里面的一种淡蓝色液体进行蒸馏。他走进去，老人和孩子当即停止了说话，就像两个密谋的家伙被人当场捉住了一样。在那些日子里，迪米还习惯把巴鲁赫和费玛都叫做“爷爷”。胡子像托洛茨基触须、上翘得就像阿拉伯短弯刀的父亲拒绝向费玛透露他俩实验的性质：你无法知道他站在哪一边。可迪米一副不苟言笑、讳莫如深的样子，他说他相信费玛不会出卖他们。我和爷爷正在开发一种抗愚蠢的喷剂。愚蠢什么时候露头了，你只用拿出一个小盒子，喷一下，愚蠢就消失了。费玛说：那你们首批至少就得生产十万吨。巴鲁赫说：我们也可能是在浪费时间，迪明卡[1]。聪明的人不需要这种药剂，至于傻瓜嘛，你们告诉我，我两位亲爱的孩子，我们干吗要为傻瓜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呢?我们这会儿干吗不找点快乐呢?他马上按铃叫人送来一盘糖果、干果和水果。他叹息着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摞小游戏棒，叫迪米锁上门。于是，三个人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就沉浸在挑棒游戏的竞赛之中了。那个放纵的上午是那么快乐，那种快乐费玛甚至在童年时代都没有体验过，它像一片幸福的阳光照耀在费玛的脑海里。就这样到了正午，他才不得不作罢，将迪米送还给他的父母。特德把孩子在盥洗室里关了两小时禁闭，又将他在家中软禁了两天。费玛也受到了责备。他差点儿就为他们放弃了抗愚蠢喷剂的实验工作感到后悔了。

乘车上班的途中，他将舍恩贝格太太就那个忧郁的告密者所说的话在脑袋里想了一想，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被上帝遗忘并不一定意味着到了末日。相反，可能还意味着像沙漠蜥蜴那样轻松快乐、自由自在。他暗自思忖着两个希伯来语动词的相似性，一个动词的意思是“遗忘”，另一个动词的意思是“渐渐减少”或“渐渐消失”。最悲惨的命运不是被遗忘，准确地说，是慢慢消失。意志、渴望、记忆、肉欲、好奇心、激情、快乐、慷慨——一切的一切都在渐渐消失。正如风到群山之中就消失了，精神也一样要消失。事实上，随着岁月的流逝，甚至痛苦也会或多或少地弱下来，但接着，伴随痛苦的其他的生命迹象也会慢慢地减弱。那些简单的、无言的、原始的事物，那些令每个孩子见了都会激动和惊讶的事物，比如四季的更迭、一只在院子里蹦蹦跳跳的小猫咪、在铰链上转动的大门、植物的生长周期、越长越大的果实、飒飒摇曳的松树、在阳台上爬行的蚂蚁纵队、阳光在山谷里和山坡上的嬉戏、月亮的苍白和月晕、清晨缀满露珠的蜘蛛网、奇妙的呼吸和话语、日落时分的晚霞、水的沸腾和结冰、正午时分的太阳照在一小块玻璃上所形成的耀眼的光芒，这么多原始的事物，都是我们一度拥有的，可是已经丢失了。一去不复返了。要么就更糟糕，它们会稀罕地回来几次，柔弱的光亮在远方摇曳着，而当初的兴奋却永远地消失了。一切都模糊了，都溶解了。生命本身在慢慢地变得灰扑扑的、脏兮兮的。在法国，谁将获胜呢?利库德中央委员会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为什么那篇文章被退稿了呢?一个总经理能挣多少钱?部长对针对他的指控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我要迟到了。我赶紧得走了。”今天早晨，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别人说，我也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这样说。但是为什么呢?上哪儿去呢?去做什么呢?毋庸置疑，就连拉宾部长也肯定因那些原始的事物激动过，那是一千年前，他还是一个腼腆的、长着姜黄色头发的孩子，一个瘦削、脸上长着雀斑的孩子，他脚上没穿鞋子，就那么站在特拉维夫的一家后院里，站在晾衣绳中间，时间是一个秋日早晨的六点钟，一群鹤突然打他头顶上飞过，在黎明时分云彩的映衬下显得洁白洁白的，就像我一样地向他许诺会呈现一个纯洁的世界，一个到处是寂静和蓝色的世界，一个远离词语和谎言的世界，只要我们敢于把一切都抛在身后、站起来、出发。但我们是在这里，这位国防部长和天天在报纸上攻击他的那些人一样，我们都在遗忘，我们都在渐渐枯萎。我们都是死魂灵。我们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身后留下一连串没有生命的词语，而从这些没有生命的词语到占领地上每天被杀害的阿拉伯孩童的尸体只有一步之遥。一步之遥的还有这样一个令人不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