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的人其实是尼娜。他没有答应尼娜自己要到她的办公室接她吗?有没有可能他由于粗心大意和她们俩都约会了呢?要么约的是塔马?一想到自己又要被迫陷入谎言和借口的泥沼而不能自拔，费玛就感到分外恶心。他应该打电话解释一下。老道地解开这个死结。向尼娜道歉，然后就冲出去会见安妮特。要么就向安妮特道歉，然后就冲出去会见尼娜。

但如果事实上他只同她们当中的一个人有约会，而他这时在电话上说谎为自己开脱，结果在泥沼里越陷越深，只落得个弄巧成拙，那该如何是好呢?如果此时此刻她们两个都站在电影院的门厅里等他，彼此互不相识，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让她们失望的人其实是同一个白痴，那又该如何是好呢?

让谎言见鬼去吧。从现在起，他要翻开新的生活篇章。从现在起，他要公开地、理性地、诚实地生活。刚才那个出租车司机是怎么说的来着?并不存在“哭泣的良心”。没有任何理由要把情人隐藏起来，使得彼此不能谋面。如果她们都喜欢我，那她们两个为什么就不该相互喜欢呢?几乎可以肯定，她们马上就会成为朋友，两人都感到开心。毕竟，她俩有那么多共同的地方。她俩都是仁慈、善良、慷慨的人。她俩似乎都欣赏我的无助。碰巧，如果真是碰巧的话，她俩的丈夫此时此刻也都在意大利纵情享乐。谁知道呢?也许这两个做丈夫的都已经见过面了。也许耶里·塔德莫和尤里·格芬此刻正坐在罗马的那家小餐馆里，被一群欢快的以色列人和外国人包围着，在那里相互交流有关恋爱和失恋的刺激性故事。要么就是探讨中东的前途，此时尤里就使用从我这里借过去的论点。而我在这幕直接出自斯蒂芬·茨威格或者萨默塞特·毛姆作品的情景闹剧中的作用就是引见这两位弃妇，她们今晚将友好、团结甚至还有些亲昵地走到一起，因为她俩都希望我好。

在想象中，他看见自己这会儿正坐在电影院的黑暗深处，银幕上的让·迦本与一帮冷酷无情的杀手纠缠在一起，而他自己则用左胳膊搂着安妮特，同时将右手的手指轻轻下滑到尼娜的两只乳房上面。逼真地模仿着一个下流的尤里·格芬。电影结束后，他将邀请她们俩去锡安广场后面的那家小餐馆。他会神采飞扬地、轻松自如地对她们谈论淫猥的逸闻趣事和闪光的学术见解，让她们对古老的问题一下子有了全新的认识，让她们听得如醉如痴。后来，他说了声“对不起，稍等一下”，就到洗手间去了，两个女人就在那里热烈地叨咕开了。在那里比较关于他的身体状况记录。划分任务，确立一个护理费玛的轮值表。

这些幻想撩拨得他心里甜蜜蜜的。从童年时代开始，他就喜欢想象着有大人——对他负责的人——趁他不在旁边的时候谈论如何把一切都给他做得好好的，等他睡着了之后再谈论为他的生日做什么样的安排，在讨论着要购买什么样的礼物让他惊喜一下的时候就换成了俄语。在小餐馆吃宵夜之后，如果他鼓足勇气，提议安妮特和尼娜两个到他居住的地方去，大家在一起过夜，或许会出现短暂的尴尬局面，但最终他是不会遭到拒绝的。他从尤里那儿知道，这样的组合也会令女性着迷的。这样，他终于可望过一个激动人心的希腊之夜了。他就重新焕发出青春。一个新的公羊年将要开始了。

他在脑海里反复琢磨着有关细节，一边分派角色，导演场景，就这样折腾了好一会儿。接着，他抓起电话听筒，拨通了尼娜办公室的号码。电话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他又试着拨了安妮特的号码。还是一样，回答是无声的沉默。他把两个号码交替着拨了五六遍，可就是没有声音。这个国家所有的系统都出故障了。通讯线路阻塞，医院瘫痪，电力供应时断时续，大学破产，工厂纷纷倒闭，教育和科研水平跌落到了印度的水平，公共服务萎缩，一切都是因为同正在渐渐毁灭我们的占领地纠缠不休的缘故。出租车司机是怎么说的来着?“从1967年那堆狗屎落到我们头顶上之后，这个国家就一直在衰亡。”费玛将电话拿在空中使劲地挥舞，往桌子上猛擂，拼命地摇晃，砰砰地敲打，跟它恳请，对它咒骂，摔打它，捶打它，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接着，他突然想起来了，这一切只能怪他自己。信箱里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次那种印刷格式的缴费通知单了，可他总是不予理睬。这下可好，他们报复上了。他们将他与世界的联系切断了。就像荒岛上的一个赞礼员。

他又狡猾地拨开了，缓慢缓慢地，轻柔轻柔地，就像一个夜盗，就像一个情人。他不记得碰到此类紧急情况应该拨打的号码是14，还是18，或者干脆就是100。他愿意此时此刻就结清自己的账务，亲自或者书面向他们道歉，对电信工人做一次关于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讲座，交一笔罚款或是给他们一笔贿赂，只要他们马上过来，让他家的电话立刻活过来。明天一早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银行。要么是邮局?他要付了账单，以便让自己从荒岛上被解救出来。可明天，费玛想起来了，是星期五，所有的办公机构都关门。也许他应该给他父亲打个电话，请他动用一下他的关系。下周，他父亲就要把他那些粉刷工和灰泥工向他这里放过来了。也许他应该逃到塞浦路斯去?或者是加拉帕戈斯群岛?或者至少是马格迪埃勒的那个家庭旅馆?

他又一下子改变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