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正迅速地干枯下去，只有少许绿意从尘沙的障翳下透出来。他们沉默着，不大动弹。妇女们从家里出来，站在自己的男人身边—悄悄窥测他们这回是否会完全泄了气。妇女们偷偷地打量着男人们的脸色，只要他们不气馁，玉米没有收成也不要紧。孩子们站在旁边，用光着的脚指头在尘沙上画着图，暗自留意大人们是否会泄气。孩子们窥探着大人们的面孔，又用脚趾小心地划着线条。马儿来到水槽边，用鼻子拨开水面的尘沙喝水。过了一会儿，那些呆望的男人的脸上失去了迷惘的神态，变得勇敢、愤怒，有应付困难的决心了。于是妇女们知道她们已经平安无事，男人们不会泄气了。她们问道，我们怎么办呢？男人们回答说，我不知道。但是问题已经解决了。妇女们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些呆望着的孩子也知道问题已经解决了。妇女们和孩子们都深深地知道，只要家里的男人挺得住，他们就再没有忍受不住的灾难了。妇女们走进屋去做活，孩子们开始玩耍，但是起初玩得很小心。这一天太阳升得越高，它的红色也褪得越多。强烈的阳光照射着尘沙覆盖的土地。男人们坐在自己的家门口；他们手里拿着小树枝和小石头，忙着在地上写算。男人们静静地坐在那里—想着—算着。

第二章

一辆巨大的红色运货汽车停在路旁一家小酒铺门前。立式的排气管噗噗地响着，从车尾冒出一股几乎看不见的青烟。这是一辆闪亮的红色新汽车，两旁漆着几个十二英寸见方的大字—“俄克拉何马城(?俄克拉何马州首府。)运输公司”。汽车上的双轮胎是崭新的，后边大车门的搭扣上显眼地套着一把铜挂锁。那家装着铁纱门的酒铺里，有一架收音机奏着柔和的舞曲，声音已经照没有人听那样拨小了。大门顶上的一个圆洞里，有一架换气的小风扇静静地转着，苍蝇在门窗外急躁地飞着，扑打着门上的铁纱。酒店里面只有一个男人，也就是那个货车司机，他坐在一张圆凳上，胳膊肘放在柜台上，从咖啡杯上抬头望着那清瘦而又孤独的女招待。他跟她谈着一些得体的、无聊的闲话。“我在三个月以前看见过他。他动了一次手术。割掉了一点儿东西。割掉的是什么，我记不得了。”于是她说：“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离现在好像还不到一个星期。那时候他看上去身体还很好。他只要不喝醉，倒是个很不错的家伙。”苍蝇不时地在铁纱门外嗡嗡地叫。咖啡壶喷着蒸气，女招待连看也不看，便伸手到背后，把它关掉了。

外边，一个沿着公路边走路的男人穿过公路，向汽车走来。他慢腾腾地走到汽车前面，把手放在锃亮的挡泥板上，朝挡风玻璃上“不准搭车”的字条看了一眼。他刚想顺着大路继续往前走，但略一踌躇，终于在背着酒铺那一边的踏板上坐了下来。他还不到三十岁。他的两眼是深褐色的，略微带有几分棕黄色。他的颧骨又高又阔，一道道很深的皱纹顺着脸颊而下，在嘴边弯成了弧形。他的上唇很长，两瓣嘴唇为了盖住他的龅牙，绷得很紧，因此他的嘴老是紧闭着。他的一双手很结实，长着粗大的指头和蛤壳似的又厚又拱的指甲。虎口和手掌都长着亮闪闪的老茧。

这人穿着一身新衣服—全是廉价而又崭新的。他那灰色的鸭舌帽很新，连帽舌都还硬挺挺的，纽扣也没有掉，并不像做过一阵各种用途—如代替口袋、毛巾、手帕等等之后的便帽那样走了样子，变得胀鼓鼓的。他的衣服是廉价的灰色粗布做的，还新得很，裤子上还留着折痕。他那件蓝条纹布衬衫是有衬料的，又挺括又光滑。他的上装太大，裤子太短，因为他是个高个子。上装的托肩耷拉在他的胳膊上，尽管这样，袖子还是太短，上装的前襟还是松松地在他的肚子上摆荡。他穿着一双名叫“军用式”的棕黄色新皮鞋，鞋底钉满了平头钉，还有蹄铁似的两个半圆形的后掌保护鞋跟，免得磨损。这人坐在踏板上，脱下他的帽子来揩脸。揩好脸，他又把帽子戴上，帽舌拉了几次，已开始走样了。他的两脚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俯下身去，解松了鞋带，再也不把鞋带头系好。在他头上，柴油机的排气管噗噗地响着，急急地喷出一股股青烟。

酒铺里的音乐停了，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广播，但是女招待却没有另换节目，因为她并不知道音乐已经停了。她的指头已在耳朵底下摸到了一个小疙瘩。她想在柜台后面的镜子里照一照那疙瘩，但又不想让那货车司机看见，因此她就假装拢一绺头发。货车司机说：“在肖尼(俄克拉何马州中部城市。)举办了一个大舞会。我听说打死了一个人什么的。你有听见什么消息吗？”“没听说。”女招待说着，用指头轻轻抚摸着耳朵底下那个小疙瘩。

外面，那个坐着的人站起来，从货车的车头上方向这边望了一望，仔细地看了一会儿酒店。然后他又在踏板上坐下，从旁边的口袋里掏出一袋烟草和一叠卷烟纸来。他慢慢地、熟练地搓好烟卷，仔细察看了一番，把它摩挲平整。最后他把烟卷点着，把燃着的火柴插进脚下的尘土里。这时已近中午，太阳逐渐照入货车的阴影里了。

货车司机在酒店里付了账，把找回的两个镍币放进吃角子老虎机(?吃角子老虎机是一种无人管理的赌具。)里。转筒转了几下，他落了空。“他们耍了花招，你反正赢不到钱。”他向女招待说。

她回答道：“不到两个钟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