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

张志辉沉默了。他闷头喝酒，一杯接一杯。吴普同也不劝，陪他喝。

锅包肉凉了，表面的糖浆凝固了，亮晶晶的。酸菜粉的汤面上结了一层油膜。老板娘过来问：“两位还要加菜吗？”

“再来瓶啤酒。”张志辉说。

第三瓶啤酒打开，泡沫涌出来。张志辉倒了两杯，手有些抖，酒洒在了桌上。

“吴哥，”他抬起头，眼睛有些红，“我知道你看不上我这样。你觉得我浮躁，觉得我没原则，觉得我只认钱。”

“我没这么想。”吴普同说。

“你就是这么想的。”张志辉苦笑，“不光你，周经理也这么想，陈姐也这么想。你们都看不上我这种‘投机分子’。”

吴普同没说话。他确实觉得张志辉有些浮躁，有些急功近利。但他理解，真的理解。二十四岁，没家没业，一个人在保定打拼，想多挣点钱，想过得好一点，这有什么错？

“吴哥，你知道我家啥情况吗？”张志辉问。

吴普同摇头。

“我家在衡水农村，父母种地，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我下面还有个弟弟，今年高三，成绩不错，想考大学。”张志辉点了一支烟，深吸一口，“我上大学那四年，家里借了三万块钱外债。我毕业时跟父母说，这债我来还。”

他弹了弹烟灰，动作有些重：“所以我不能失业，不能没钱。我得还债，得供弟弟上学，得攒钱娶媳妇。你说，我不拼命挣钱，我怎么办？”

吴普同心里一震。这些，张志辉从来没说过。在办公室，他总是嘻嘻哈哈的，爱开玩笑，爱吹牛，给人感觉就是没心没肺的小年轻。没想到，他肩上压着这么重的担子。

“小张，我……”

“吴哥，你不用安慰我。”张志辉摆摆手，“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跟你不一样。你有家，有媳妇，虽然也难，但至少有个人跟你一起扛。我呢？我啥也没有，就我一个人。我要是倒了，我全家都得倒。”

他说得平静，但字字千斤。吴普同想起自己，想起马雪艳，想起她说“咱们一起扛”。是啊，他至少不是一个人。

“所以吴哥，你说，咱们拼死拼活为了啥？”张志辉又倒了一杯酒，“为了理想？为了技术？狗屁！就是为了钱，为了让家里人过得好一点。公司说倒就倒，领导说走就走，这些都不靠谱。只有钱是真的，抓在手里的才是自己的。”

他举起杯：“来，吴哥，干一杯。”

吴普同举起杯，和他碰了一下。两人一饮而尽。

酒喝到第三瓶，张志辉有些醉了，话更多了。

“吴哥，我其实挺佩服你的。”他说，“你踏实，肯干，技术也好。周经理喜欢你，不是没道理的。我要是有你一半踏实，也不至于……”

“不至于什么？”

“不至于这么焦虑。”张志辉趴在桌上，脸贴着冰凉的桌面，“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想着房贷——哦不对，我还没买房，但我想买啊。想着债，想着弟弟的学费，想着父母的医药费。有时候我想，我来城里干啥？在农村种地不好吗？至少不用天天担惊受怕。”

“那你怎么不回去？”吴普同问。

“回不去了。”张志辉抬起头，眼睛里有泪光，“出来了，就回不去了。村里人都知道我上了大学，在保定工作。我要是回去了，他们怎么看我父母？怎么看我弟弟？我丢不起这个人。”

吴普同懂了。这是所有农村出来的大学生的困境：出来了，就回不去了。不是不想回，是不能回。回去了，就是失败，就是丢脸，就是对不起父母的期望。

“小张，”吴普同说，“你去天津面试，好好准备。要是成了，就去。别想太多。”

“那你呢？”张志辉问，“你真不打算找？”

“我会找。”吴普同说，“但不是现在。等一个月，如果公司还没起色，我就开始找。但找归找，手里工作不能丢。这是两码事。”

张志辉看着他，看了很久，然后笑了：“吴哥，你真是个好人。”

“好人？”吴普同苦笑，“好人不值钱。”

“值钱。”张志辉说，“在这个年头，像你这样的好人，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只顾自己，谁还管别人？”

他说着说着，声音低下去，趴在桌上不动了。吴普同推了推他：“小张？小张？”

没反应。喝多了。

吴普同叫来老板娘结账。锅包肉十二块，酸菜粉八块，三瓶啤酒九块，一共二十九块。他掏出三十块钱，说不用找了。

扶着张志辉走出饭馆，夜风一吹，张志辉清醒了些，但走路还是晃。

“吴哥，我没事，自己能回。”他说。

“我送你吧。”吴普同说，“你住哪？”

“就厂后面那片出租房。”张志辉指了指方向。

两人沿着路灯往前走。街上人不多，偶尔有下夜班的工人骑着自行车经过。远处传来火车鸣笛声，悠长而孤独。

“吴哥，”张志辉忽然说，“你知道吗？我其实挺羡慕你的。”

“羡慕我什么？”

“羡慕你心里有底。”张志辉说，“你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该怎么做。我不行，我心里没底，老是慌，老是怕。怕失业，怕没钱，怕对不起父母。”

吴普同没说话。他心里有底吗？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觉得，有些事该做，有些事不该做。就这么简单。

“吴哥，你说咱们这些农村出来的，到底图啥？”张志辉又问，“图在城里安家？图出人头地？可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是啊，太难了。”吴普同说，“但再难也得往前走。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