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起来，在渐浓的夜色中连成一条光带。

车里的乘客大多睡着了，发出均匀的鼾声。只有几个孩子在过道里玩，被大人低声呵斥后，不情愿地回到座位上。

吴普同睡不着。他盯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灯光，脑子里想的全是小梅。妹妹那张苍白的脸不断在脑海中浮现，还有母亲在电话里哽咽的声音：“她又开始说胡话，说看到墙上有人影……”

七点半，大巴车驶入县城汽车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站前广场灯火通明。吴普同随着人流下车，背起包，走出车站。

站外停着一排小面包出租车，司机们吆喝着：“去哪儿？上车就走！”

“西里村。”吴普同对最近的一个司机说。

“十块。”司机拉开滑门。

吴普同上了车。车里已经坐了两个人，加上他，正好坐满。司机发动车子，驶出车站。

小面包车在县城的街道上穿行，很快就出了城，上了通往乡镇的公路。路况不太好，车子颠簸得厉害。路两边是成片的玉米地，在车灯的照射下，叶子泛着暗绿的光。

车里很安静，其他乘客都闭目养神。吴普同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黑暗，心里沉甸甸的。

十几分钟后，车子在西里村村口停下。吴普同付了钱，下车，背着包往家走。

村子里很安静，只有零星几户人家亮着灯。夏夜的乡村，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在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

走到家门口时，院门虚掩着。吴普同推门进去，院子里的灯亮着，堂屋里传来电视的声音。

“妈，爸，我回来了。”他喊了一声。

堂屋的门开了，李秀云走了出来。在昏黄的灯光下，母亲显得格外憔悴，眼睛红肿着。

“普同回来了。”她的声音很轻。

“小梅呢？”吴普同放下背包。

“在屋里。”李秀云指了指东厢房，“刚吃了药，睡了。”

吴普同轻轻推开东厢房的门。房间里只开着一盏小台灯。小梅躺在床上，盖着薄被，侧着身，呼吸不太平稳。她的脸在灯光下苍白得吓人，眉头紧皱着。

吴普同在床边站了很久，才轻轻退出房间，带上门。

堂屋里，吴建军蹲在门槛上抽烟。看见儿子，他点点头，没说话，但眼神里的疲惫和担忧，吴普同看得清清楚楚。

“明天一早，带小梅去专科医院。”吴普同说，“我打听过了，县里有专门的精神病医院，比综合医院的专业。”

“嗯。”吴建军应了一声，把烟头在地上摁灭。

晚饭很简单：玉米粥，咸菜，还有中午剩下的馒头。一家人默默地吃着，谁也没有胃口。屋外的蟋蟀叫个不停，更衬得屋里的寂静沉重。

吃完饭，吴普同帮着收拾碗筷。李秀云红着眼睛说：“你坐车累了，歇着吧。”

“没事，不累。”吴普同坚持洗了碗。

晚上，吴普同躺在自己小时候睡的炕上，怎么也睡不着。隔壁房间传来父母低声的交谈，那种压抑的、担忧的语气，让他心里更难受。

夜深了，整个村庄沉入梦乡。吴普同闭上眼睛，强迫自己休息。明天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第二天一早，天刚亮一家人就起来了。李秀云做了早饭，但小梅醒来后状态很不好。她坐在床上，眼神呆滞，嘴里念念有词。好不容易哄着她吃了半碗粥，一家人匆匆出发。

吴建军借了邻居的三轮车，铺上被褥，让女儿躺在上面。吴普同和母亲一左一右护着，父亲蹬着车，往县城去。

清晨的乡间路上，雾气还没完全散。到县精神病医院时，刚八点。

医院在县城西郊，是一栋独立的四层楼，围着高高的围墙。门口挂着“xx县精神卫生中心”的牌子。院子里很安静，有几棵大树，树下有长椅，几个穿着病号服的人在护士的陪同下散步。

吴普同去挂了号，回来时看到小梅蜷缩在候诊椅上，双手紧紧抓着母亲的胳膊，眼睛惊恐地四处张望。

“别怕，小梅，这里是医院，是治病的地方。”吴普同蹲下来，轻声安慰。

精神科的诊室在三楼。医生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表情严肃但语气温和。他详细询问了病情，看了以前的病历和曾经服用过的药瓶，又做了些简单的检查。

“精神分裂症复发。”医生下了结论，“需要住院治疗，调整用药方案。”

“住院……要住多久？”吴建军问。

“至少两周，看恢复情况。”医生说，“这种病我们医院有专业的护理，家属不用陪护，定期来看望就行。”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吴普同在医院的各个窗口奔波。缴费、办手续、领物品、送小梅去病房……医院的工作人员效率很高，但流程繁琐。

病房在二楼，四人一间。小梅被安排在最里面的床位。护士来做了入院检查，态度专业而温和。

“家属放心吧，我们有专业的护理。”护士对吴普同说，“每周二、四、六下午是探视时间，其他时间最好不要来，影响病人休息和治疗。”

中午，医生确定了治疗方案。吴普同去缴了费——五千块押金，几乎把他带来的钱花光了。

办完所有手续，已经下午两点了。小梅打了针，吃了药，躺在床上睡着了，眉头终于舒展开一些。

“爸，妈，咱们先回去吧。”吴普同说，“医院有护士照顾，咱们在这儿也帮不上忙。下周再来看看。”

李秀云红着眼睛，轻轻摸了摸女儿的额头，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走出医院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阳光很烈，晒得人头晕。吴建军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