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楚，老赵每次交班时工具箱都是随便一扔，根本谈不上整齐。但这话不能说，说了就是顶嘴。

八点十分。其他夜班工人已经陆续下班了。车间里只剩下吴普同这台机器还没交接完。

“行了。”老赵终于摆弄完工具箱，拍了拍手，“下次注意点。产量不能少，模具要干净，工具要整齐。记住了？”

“记住了。”吴普同说。

“走吧。”老赵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

吴普同转身离开。他走到车间的洗手池边，拧开水龙头。水很凉，他洗了把脸，又把手套摘下来洗了洗手。手上的烫伤已经结痂了，但新添了几处红印。他把手放在水下冲，刺痛感传来，但比起心里的憋闷，这点疼不算什么。

擦干手，他走向更衣室。夜班的工友们大多已经换好衣服走了，只剩下两三个人。

“又被老赵卡了？”一个声音问。

吴普同转头，是老李——带他的老师傅。老李已经换好了自己的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衬衫，正在系扣子。

“嗯。”吴普同简短地回答，打开自己的储物柜。

“他就是那样。”老李说，“看你是新来的，故意刁难你。”

吴普同没说话，脱下工装。衣服湿透了，能拧出水来。他从柜子里拿出自己的衣服——还是那套深灰色长裤和藏蓝夹克。

“你怎么不说他？”老李点了一支烟，“就让他这么欺负？”

“说了有用吗？”吴普同穿上裤子，“他是老师傅，我是新人。说了，他更有理由找我麻烦。”

老李吸了口烟，烟雾在狭小的更衣室里弥漫：“也是。这厂里就这样，老人欺负新人，天经地义。你忍忍吧，过段时间他找别人麻烦，就不盯着你了。”

吴普同穿上夹克。柜子里有面小镜子，他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脸色苍白，眼窝深陷，眼睛里都是血丝。才两周，他感觉自己老了好几岁。

“走了。”老李拍拍他的肩膀，先走了。

吴普同锁好柜子，走出更衣室。车间里早班的机器已经全部开起来了，轰隆声再次填满整个空间。他快步穿过车间，推开铁门。

早晨的阳光很好，金色的，暖暖的。他眯起眼睛，适应了一会儿。然后走向车棚，推出自行车。

骑上车，往家走。身体的疲惫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手臂酸，腰疼，腿软。耳朵里还有机器声的余音，嗡嗡作响。但他骑得很稳，不快不慢。

路上车多起来了。上班的，上学的，买菜的。自行车流像一条河，在街道上流淌。吴普同混在其中，不显眼，不特别，就像千千万万个普通工人一样。

骑到一半，他在常去的那个早点摊前停下来。

“还是老样子？”摊主已经认识他了。

“嗯。”吴普同坐下。

豆浆和油条很快端上来。他慢慢地吃，一口一口，很仔细。吃东西的时候，他能暂时忘记车间里的闷热、噪音、塑料味，还有老赵那张刻薄的脸。

但吃完，一切又回来了。

回到家，八点五十。马雪艳已经去上班了。桌上还是留着纸条：“粥在锅里。好好休息。”

他热了粥，喝了一碗。然后洗澡，换衣服。手指上的新烫伤碰了水，刺痛。他找了点药膏涂上，透明的药膏涂在红肿的皮肤上，凉凉的。

躺到床上时，九点半。

他闭上眼睛，但睡不着。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交接班的那一幕：老赵挑剔的眼神，刻薄的语气，还有周围人看热闹的表情。越想越憋屈，越想越生气。

他坐起来，点了一支烟。

烟是上周开始抽的。有一天夜班休息时，老李给了他一支，他试着抽了，呛得咳嗽。但那种辛辣的感觉冲进肺里，再缓缓呼出来，好像真的能缓解一些疲惫和烦闷。后来他就买了一包，便宜的那种，四块钱一包。

他抽得很慢，一口一口。烟雾在昏暗的房间里缭绕，像灰色的思绪。

抽完一支，他重新躺下。这次睡着了，但睡得很浅，梦里全是车间里的画面：机器轰鸣，模具开合，老赵的脸在烟雾中忽隐忽现。

下午两点，他醒了。头很沉，像灌了铅。

起床，做饭。简单的饭菜：炒土豆丝，蒸米饭。他做得很慢，动作机械。切土豆时，刀在案板上发出单调的咚咚声。

五点半，马雪艳回来了。

“今天怎么样？”她问，像每天一样。

“还行。”吴普同说，像每天一样。

但马雪艳注意到他神色不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吴普同把菜端上桌，“就是交接班有点不顺利。”

吃饭时，吴普同简单说了说早上的事。马雪艳听着，眉头皱起来：“那人怎么这样？故意刁难你？”

“嗯。”吴普同扒了一口饭，“老工人，都这样。”

“那你怎么办？”

“忍着。”吴普同说，“还能怎么办？”

马雪艳不说话了。她低头吃饭，但吃得很慢，心不在焉。

吃完饭，吴普同又开始准备上班的东西：检查自行车，给链条上油，打气。马雪艳在旁边看着，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吴普同问。

“要不……”马雪艳犹豫了一下，“要不咱们再找找别的工作？这个太受气了。”

吴普同停下手里的动作。他何尝不想？每天晚上骑车去厂里的路上，他都在想：为什么我要干这个？为什么要受这种气？但他不能走，至少现在不能。家里需要钱，需要这份工资。

“再说吧。”他说，“先干着。”

晚上十一点十五，他又出发了。

车间里，机器依旧轰鸣，塑料味依旧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