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钱出来。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有人数钱时眼睛发亮，有人皱着眉头，有人面无表情。钱用牛皮纸信封装着，鼓鼓囊囊的，握在手里像握着一块砖。

轮到老李了。他走进财务室，几分钟后出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他边走边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一沓钱，快速地数了数。

“多少？”有人问。

“一千三。”老李说，“加了点夜班补贴。”

“可以啊老李。”

老李笑了笑，没说话，把钱装回信封，塞进裤兜里。他拍了拍吴普同的肩膀：“到你了。”

吴普同走进财务室。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办公桌，一个铁皮柜，和一个保险箱。办公桌后面坐着个中年女人，戴着眼镜，正在本子上记账。

“名字？”女人头也不抬地问。

“吴普同。”

女人翻开花名册，找到他的名字，然后打开抽屉，拿出一个信封：“点一下，签个字。”

吴普同接过信封。牛皮纸很粗糙，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他的名字。他打开信封，抽出里面的钱。

一沓钞票。十块的，五十块的，一百块的，混杂在一起。最上面是一张粉红色的纸——工资条。他拿起工资条看：

基本工资：800元

夜班补贴：300元

全勤奖：100元

合计：1200元

下面是扣款项，空白。

一千二百元整。

吴普同开始数钱。他的手指有点抖，不知道是因为累，还是因为别的。一张，两张，三张……他数得很慢，很仔细，生怕数错。十块的钞票边缘有些毛糙，五十块的比较新，一百块的最少，只有三张。

数完了，正好一千二百元。

他在花名册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在后面签了字。字迹有点潦草，不像他平时写的那么工整。

“好了。”女人说，接过签完字的本子。

吴普同走出财务室。走廊里已经没什么人了，大家都领完钱走了。他站在走廊尽头，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厂区。阳光下，一切都那么真实：灰色的厂房，生锈的铁门，堆在角落的废料，还有那棵歪脖子槐树，在风里轻轻摇晃。

他重新拿出那沓钱，又数了一遍。

一千二百元。

他在绿源时，第一个月工资是两千四，正好是现在的一倍。那时候他拿着工资卡去Atm机取钱，看着屏幕上显示的数字，心里满是兴奋和期待——那是他第一份正式工作的工资，是他职业生涯的开始。

现在，他拿着一千二百块现金，站在注塑厂的走廊里，心里只有疲惫和一种说不清的空洞。

老李在楼下等他。看见吴普同下来，他问：“领了？”

“嗯。”吴普同把信封举了举。

“多少？”

“一千二。”

“可以了。”老李说，“你才来一个月，又是试用期。转正以后会多点。”

吴普同点点头。两人一起往厂门口走。老李推着他那辆破自行车，链条咔啦咔啦地响。

“打算怎么花？”老李问。

“给我媳妇。”吴普同说，“家里要用钱。”

老李笑了笑：“是个顾家的。好好干，日子会好起来的。”

厂门口，两人分开。老李往东，吴普同往西。他骑上自行车，把装钱的信封小心翼翼地塞进夹克内袋里，拉上拉链。信封贴着胸口，薄薄的，却能感觉到里面钞票的厚度。

回家的路上，吴普同骑得很慢。早晨的街道热闹起来了：上班的人流，上学的孩子，卖菜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阳光透过梧桐树叶洒下来，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他在常去的早点摊前停下来。今天他没要豆浆油条，而是要了一碗馄饨。馄饨三块钱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里飘着紫菜和虾皮。他慢慢地吃，一个馄饨，一口汤。热汤下肚，身体暖和起来，疲惫似乎也减轻了一些。

吃完，付钱。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十块的，摊主找给他七块钱。他看着那七块钱零钱，想起胸口那一千二百块，心里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这些钱不是他的，只是暂时放在他这里，很快就要交出去。

继续骑车。八点五十，他到了家。

推开门，屋里很安静。马雪艳已经去上班了，桌上照例留着纸条：“粥在锅里。今天发工资了吧？晚上早点回来。”

吴普同放下背包，走到厨房。锅里果然有粥，还温着。他盛了一碗，坐在桌前慢慢地喝。粥是大米粥，熬得很稠，米粒都开了花。马雪艳知道他上夜班辛苦，每天早上都会早起给他熬粥，哪怕她自己也要上班。

喝完粥，他洗了碗，然后从夹克里拿出那个信封。他把钱倒在桌上，重新数了一遍。一千二百元，没错。

他找来一个旧铁盒子——就是装“紧急备用金”的那个。打开盒子，里面还剩八百多块钱。他把这一千二百块放进去，和原来的钱混在一起。钱在盒子里显得多了些，但依然单薄。

他盖上盒子，放回抽屉里。然后去洗澡。

热水冲在身上，很舒服。他站在花洒下，闭上眼睛，让水流过头发，脸，肩膀。这一个月的疲惫似乎随着水流往下淌，流进地漏，消失不见。但那种空洞感还在，像心里有个窟窿，怎么也填不满。

洗完澡，他躺到床上。窗帘拉着，房间里很暗。他闭上眼睛，但睡不着。脑子里想着那一千二百块钱，想着马雪艳晚上看到钱时的表情，想着下个月的开销，想着还要在这个厂里干多久。

下午两点，他醒了。起床，做饭。简单的饭菜：炒白菜，蒸米饭。他做得很慢，切白菜时，刀在案板上发出单调的咚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