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的人。有运原料的货车开进来，扬起一片尘土。有工人推着满载成品的小车往仓库去。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没什么表情。

这就是生活。他想。成千上万的人，每天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份工作喜不喜欢，适不适合，只是需要一份收入，于是就来了，一天一天地干下去。

他想起父亲吴建军。父亲在北京工地打工，环境比这里好吗？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高空作业，烈日暴晒，钢筋水泥。但父亲从来没抱怨过，每次打电话回家，都说“挺好，别担心”。

为什么他就做不到？

因为他读了大学？因为他曾经有过不一样的期待？

还是因为他本质上就是“娇气”？

他不知道。

休息时间很快过去了。铃声响了，工人们陆续回到车间。

下午的工作更难熬。

温度更高了，车间像个蒸笼。吴普同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结了一层白色的盐渍。口罩换了另一个——马雪艳买的新口罩，但他舍不得用太久，戴了一个小时就又换回旧的。旧的已经完全不能用了，但他还是戴着，总比没有强。

粉尘无孔不入。他的头发里，耳朵里，脖子里，都是细小的纸屑。每次呼吸，都能感觉到颗粒在鼻腔里摩擦。咳嗽越来越频繁，每次咳嗽都震得胸口疼。

手臂也开始酸疼。抬大卷是个体力活，每个二三十公斤，一天要抬几十次。他的手臂肌肉在颤抖，手指因为一直戴着手套，被汗水泡得发白起皱。

但他不敢停。停下来的每一分钟，都是钱。

下午三点，是最难熬的时候。困意袭来，眼皮沉重。车间的噪音变成了单调的背景音，听得人昏昏欲睡。他强打精神，机械地重复着动作：抬，放，启动，接，码放。

有那么一瞬间，他走神了。想起大学时的实验室。干净，整洁，有空调。穿着白大褂，操作着精密的仪器，记录数据，分析结果。那是他曾经想象的未来。

现实是，他站在粉尘弥漫的车间里，搬运着卫生纸卷，呼吸着满是颗粒的空气。

他摇摇头，把那些念头赶走。想那些没用，眼前的现实才是要面对的。

下午四点，机器又卡了一次。这次他有了经验，很快就处理好了。但处理的时候，手上沾满了纸屑和油污，黑乎乎的一片。他想洗，但没时间，只能随便在衣服上擦擦，继续干活。

时间一点点过去。窗外的光线渐渐变暗，但车间里感觉不到，因为本来就昏暗。只有墙上的挂钟提醒着时间的流逝。

五点半，下班的铃声响了。

机器陆续停下来。工人们摘下口罩，露出疲惫而麻木的脸。没有人说话，大家默默地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下班。

吴普同也停下机器。他看了看自己今天的工作成果——旁边堆着十几个纸箱，里面都是切好的小卷。他没数有多少，但感觉应该不少。

他摘下手套。手已经被汗水泡得发白，掌心磨出了两个水泡，有一个已经破了，露出红色的嫩肉，碰一下就疼。手指上全是纸屑，嵌进皮肤纹理里，洗都洗不掉。

摘下口罩。脸上勒出深深的印子，鼻子和嘴巴周围一圈红红的，痒得难受。他用手抹了把脸，手上立刻沾了一层灰白色的粉尘。

他走到王主任的办公室。办公室也很简陋，一张旧桌子，几把椅子，墙上贴着生产计划和值班表。

王主任正在算账，看见他，抬起头：“干完了？”

“嗯。”

“切了多少？”王主任问，拿出一本记录本。

“我没数。”

王主任站起来：“我去看看。”

两人回到车间那台机器前。王主任粗略数了数纸箱里的卷数，又看了看机器上的计数器——老机器，计数器不太准，但大概能参考。

“差不多七百卷。”王主任说，“第一天，算不错了。”

七百卷，七块钱。

王主任从口袋里掏出钱，数了七张一块的，递给吴普同：“给，今天的工钱。”

吴普同接过钱。纸币皱巴巴的，沾着不知是谁的汗渍和污渍。他捏在手里，感觉轻飘飘的，但又沉甸甸的——这是一天八小时的劳动换来的。

“明天还来吗？”王主任问。

吴普同犹豫了一下：“我……明天给您答复。”

“行。”王主任没多问，“想来就来，早上七点，别迟到。”

“谢谢王主任。”

吴普同转身离开车间。走出厂房的那一刻，傍晚的风吹过来，带着夏日的热气，但比起车间里，已经算是凉爽了。他深吸一口气，虽然空气里还有粉尘的味道，但至少清新了许多。

他去水房，想洗把脸。水龙头流出的水很凉，他捧起来泼在脸上。水混着脸上的粉尘，变成灰黑色的泥浆流下来。他洗了好几把，还是觉得没洗干净。脸上、脖子上，都黏糊糊的，沾满了纸屑和灰尘。

最后，他放弃了。用袖子擦了擦脸，走出水房。

推着自行车走出厂门时，门卫老头看见他，笑了：“第一天吧？”

“嗯。”

“看你这一身。”老头指指他的头发和衣服。

吴普同低头看自己。头发是灰白色的，沾满了纸屑。衣服也是，深色的布料上明显能看到一层白色的粉尘。肩膀上、袖子上、裤腿上，到处都是。

他苦笑着摇摇头，骑上车。

回家的路显得特别漫长。身体很累，手臂酸疼，腰也疼。脸上被口罩勒过的地方火辣辣地痒。喉咙里还是难受，想咳嗽，他忍着，一下一下地蹬着车。

街上的人多了起来，下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