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得格外频繁。

我一面呆呆地等待，一面回想着前几天去函馆时的事情，尤其是至今仍回荡在耳畔的父亲打电话的内容。

“杀了吗？”

父亲的确是冲着话筒说了这么一句。那天，在返回的电车里，我也一直在反复思索着这句话，甚至还想，难道是我听错了，父亲说的并非“杀了”，而是发音非常相近的“下了”或者“撒了”？可是，再与父亲后面的话联系起来一想，若不是“杀了”，前后的逻辑就对不上。父亲接着是这样说的—事故发生得如此凑巧，这怎么可能？难道是有人蓄意杀人却伪造成意外事故的假象，并且，父亲致电的那人就是凶手？这种推理有些荒唐，但父亲当时的声音中明显蕴含着可证实这种不祥假设的阴影。

父亲究竟在做什么？究竟与什么有牵连？东和大学、小林君、久能老师，还有“那个孩子”—这些关键词就像洗衣机中的手帕一样在我的脑海里转来转去。

传真机的铃声响了一下。我这才回过神来。

随着吱嘎吱嘎的声音，打印好的纸张出来了。我从一头扫了一眼。既然没有女性成员，我也无法抱有任何期待了。

可是，在阅读几条活动记录时，我不由得紧紧捏住纸张。记录中时常出现这种内容：

五月六日，骑自行车赴多摩湖郊游，天气晴，帝都女子大学两名参加

很遗憾没有帝都女子大学学生的名字，但看来时常会有女子参加，她们不是兴趣小组成员，但常常一起活动。

父亲做副会长时的记录出现了。我目不转睛地读了起来。好像依然有帝都女子大学的学生参加，但仍没有记录名字。

也有成员的介绍。父亲一栏里只有“医学院四年级第九研究室”几个字。当时寄宿的涩谷的住所和苫小牧的老家住址也记录在后，似乎因为父亲是副会长。

其他成员的个人简介我也大致浏览了一遍。接着，我睁大了眼睛。把我的目光钉在那里的是关于一位名为清水宏久的会长的记录。“工学院冶金工学系四年级”后面的住址栏里赫然记着：

世田谷区祖师谷一丁目

第二天星期四，比平时略晚一些吃早饭时，父亲打来电话，问今天白天能否在札幌站附近见一面。他正在旭川，稍后打算回函馆，途中在札幌下车会面。

“两点之前可以。”我回答道。

“那好。顺便一起吃午饭。有没有比较安静的店？”“车站一旁倒是有家世纪皇家酒店。”

“可以。那就在酒店前厅见吧，几点？”“十二点半吧。”

“好。”电话挂断了。

究竟有什么事呢？我一边放下听筒一边想。前几天刚见过面，绝不会是为了询问一下近况就特意中途下车。

当然，我倒是有些事要问父亲。是关于清水宏久，住在母亲的遗物—东京地图上被标上记号的“世田谷区祖师谷一丁目”的那个人。尽管不清楚现在是否仍住在那里，但我猜母亲去东京时会见的或许就是此人。

问题是该如何向父亲开口呢？对父亲而言，无论清水此人是何种存在，一旦我忽然提起这个很久以前的熟人的名字，势必会引起他的怀疑。而且，父亲本来就隐瞒了参加兴趣小组一事。

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走出家门，在大学漫不经心地听了节课，然后就到了午休时间。我离开大学赶往车站。

来到酒店，父亲已在那里。看见我，他微微招了招手。比起前几天，他看上去似乎更加瘦弱。难道是我多疑了？

我们决定在酒店内的一家餐馆吃午餐。我下午还有课，就点了简单的面食。

“关于留学的事情，”在等待的空隙里，父亲说，“后来你考虑过没有？”

我端起玻璃杯，喝了口水，摇摇头。“没怎么考虑。”“为什么？”父亲露出非常不满的神色。

“人家有很多事情，都忙死了……又不知道该如何考虑、考虑些什么。”

“我知道你会不安，毕竟你从未去过海外。好吧，下次我给你介绍个寄宿留学生之类熟悉留学情况的人。估计你咨询一下之后，这种不安情绪就会消除了。等等，你能否本周内就去见见那个人？”说着，父亲把手伸进西服内袋，取出一个小记事本，然后翻开地址页，眼看就要拨打电话。

“爸爸，你要把我赶到外国吗？”我脱口而出。父亲的脸颊微妙地颤动了一下。

“你在胡说些什么？”父亲的脸上随即浮出尴尬的笑容，显然很狼狈，“我可是为了你的前途才劝你的。什么赶出去，真是岂有此理！”

“可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你似乎想把我赶得远远的。”“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父亲缓缓地合上记事本。“今天要见面，就是为了说这件事吗？”

“不，不是这样。我只是想看看你，真的。”这次喝水的轮到了父亲，“有熟人向我建议，若想让孩子留学，最好趁早。我一时心急，就想立刻把事情定下来。知道了，这件事先放一段时间再说吧。”

食物被端了上来。父亲看了一眼并不稀罕的海鲜面。“哦，看起来很好吃啊。”他煞有介事地感叹起来。

我们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各自进餐。尽管父亲在竭力掩饰，可今日特意把我叫出来，分明还是为了劝我留学一事。父亲为什么要把我支得远远的呢？我苦苦思索。可是，无论我如何展开想象的翅膀，始终无法得出具有说服力的假设。我这个人的存在是何等渺小，我最为清楚。像我这样的人，存在与不存在，都微不足道。

“爸，”吃完面，我开了口，“听说，您前些时候去东京了？”父亲显然没有思想准备，大吃一惊。“谁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