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了。我于是请求当时住在昂蒂布的格雷厄姆·格林，要他做英国方面的工作。游击队和银行方面谈了整整四个月，我和格雷厄姆·格林根据事先讲好的条件，都没有参加谈判。但是，只要出现了障碍，其中一方就会来找我，以便恢复谈判。后来银行家被释放了，我和格雷厄姆·格林都没有收到任何致谢的表示。不感谢倒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让我非常惊讶。后来，我左思右想，才恍然大悟：我和格雷厄姆·格林把事情办得太圆满了，以至于英国人认为我们是和游击队一伙的。

门：许多人把你看成是加勒比地区的巡回大使，当然啰，还是位好心眼儿的大使。你是卡斯特罗的好朋友，但同时也是托里霍斯、委内瑞拉的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哥伦比亚的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和桑地诺分子等的好朋友。你是一位权威的中间人。是什么促使你承担这一使命的呢？

加：你刚才提到的三个人正好都是在加勒比地区的关键时刻执政的，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幸运的巧合。只是很遗憾，这几位具有合作精神的人物，都没有能够工作更长时间。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三位和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美国的吉米·卡特协调，原本可以使这个冲突频繁的地区朝着一条非常美好的道路前进。他们保持着颇为积极的接触，互通消息，对此我不仅可以做证，而且我还曾经尽可能地跟他们合作过。我认为，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对我来说，它们是一码事，真不懂为什么要起两个名字）正处在历史的紧要关头，而且也已具备摆脱长久以来的困境的成熟条件。但我也认为，美国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原因是这意味着美国得放弃他们长久以来一直享有的极不合理的特权。尽管有着种种局限，卡特毕竟是近年来加勒比地区最好的对话者，而托里霍斯、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和洛佩斯·米切尔森等人几乎同时执政对开展这种对话也是至关重要的。正是这样的认识促使我在那个历史时刻发挥了一种也许微不足道对我而言却极有意义的作用。我所发挥的作用无非是在这种时候充当了一名积极进行斡旋的中间人。如果不是因为美国那场灾难性的选举选出了一个代表相反利益的人出任总统，我们的工作也许会走得更远。托里霍斯说我搞“秘密外交”，还有好几次在公开场合说我总有办法把消极的信息转化为积极的信息。我不知道这是对我的夸奖还是责备。

门：你希望你的国家有什么样的政府？

加：任何能为穷人谋幸福的政府。你想想看！

阿方索·洛佩斯·普马雷霍（1886-1959），哥伦比亚政治家，曾于1934午至19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