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小子的手掌心好顿抽，打得这俩小子“噢噢”地哭，手心肿起挺老高。

　　放学后回到家里，张保长急眼了，叫管家连夜来找刘先生，质问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面，一个小孩子没完成作业，值得这么打他！不看僧面看佛面，没有俺家老爷照着（照顾），你能在这干得这么消停吗？”

　　“我到农村来不是图挣两个臭钱，我家在长春有买卖不缺钱，就是想叫这贫穷山区的孩子能念上书。至于你家老爷照着我，你转告他，我表示谢谢。但是，这和教孩子是两码事。棍棒底下出孝子，我就这个教法，要不行你们就把孩子领回去。”

　　管家在这个倔老头面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第二天下午，溪浪河镇警察所来了两个警察，说有人告他散布反满抗日言论，要把他抓到警察署去。刘先生的外甥塞给两个警察每人十元钱才把这事平息了下来。

　　刘先生在围前左右的屯中，是个受人尊敬的老人，但是也有不讲理的时候。

　　有一次，我得了感冒，浑身难受，鼻子堵得喘不过气来。这大鼻涕不知咋那么多，“哧噜哧噜”地抽起没完。在课堂上刘先生瞅我不顺眼了，因为他抽一下，我抽一下，好像有意和他比赛似的。第一堂课，他老不是好眼睛瞅我，弄得我心里毛的学的（发毛）。

　　第二堂课他拿着戒尺过来了，问我：“你啥毛病？”

　　“感冒了”。

　　“感冒了？好，我给你治治，把手伸出来。”

　　我战战兢兢地把手伸了出来，只见他眼睛一瞪，照我的手“啪啪”就是两戒尺，痛得我直哆嗦。

　　“还哧噜不了？”

　　我鼻子一紧，“哧噜”一下说：“不敢了。”

　　同学们都哄堂大笑了起来，他愣愣地瞅着我。

　　晚上放学以后，刘先生把我留下唠了几句嗑。

　　“先生打你抱屈不？”

　　“不抱屈。”

　　“为什么？”

　　“先生哧噜鼻子，我就不应该哧噜了。”

　　他苦笑了一下，摸摸我的脑袋说：“先生今天不讲理啦！这两天我的心里憋得难受，拿你撒了气，你心里一定觉得挺委屈。”

　　先生的这番话，说得我眼泪在眼圈直转转。

　　“先生憋什么气？”

　　“县教育科来通知，叫小学开办日语课。我寻思这学堂是孔老夫子留下的，是咱中华民族的宝。开了日语课成了啥玩艺？再说咱也不会那东西呀！一说起来叽里哇啦的，不是西的，就是青蛙，听着都难受，咋说呀？”

　　“那咱就别开呗！”

　　“不开还不行，我正托中心校的校长和上边说说呢。”

　　后来因为没有日语教师，我们那个学校的日语也就一直没有开。

　　那时候念书学费不用交，只需交自己书本费两斗小米就可以了。就为这，全家人省吃俭用，晚间连油灯都舍不得点，天一抹黑额娘就催我们上炕睡觉。冬天里大长的夜，那能眯得着，我们小哥俩只好躺在被窝里捅捅咕咕练起了武术。多咋老爷子回来骂了句：“妈拉个巴子，还不睡觉，瞎捅咕啥？”我俩才消停地眯在被窝里，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即使是这样，这两斗小米还是难以凑够。没办法，弟弟八岁就给张保长家去放猪。一个八岁的孩子，赶着十几头猪，穿行在山坡老林子里，那艰难的情景可想而知。

　　有一次，弟弟放猪时，一头小猪崽子摔到了砬子底下，把腰摔坏了，后腿也断了一条。

　　晚上回来后，张保长一见小猪崽子摔瘫巴了一只，不禁勃然大怒，抡起手中的拐杖一下子就把弟弟的胳膊打断了，弟弟又被他拳打脚踢打得鼻口窜血，被别人背着送回了家。

　　回到家后，老爷子看孩子被打成这样，心痛得直跺脚，抄起根棒子就去找张保长。

　　到了张保长的家，老爷子问他：“张保长，你虽然是一保之长，可也不能这么霸气呀！我家小三放猪不小心，把你家的猪崽子摔坏了，这是孩子不对，大不了我们赔你一只。你也不应该下这样的毒手把孩子打成这个样子，他才多大呀，你怎么下得了这么狠的手？”

　　“王井匠，你这话说得可就没道理了，你知道我这猪崽子值多少钱？我是用两担小米从舒兰镇西北乡日本开拓团换来的种猪，你赔得起吗？”

　　“行啦张保长，人都得讲良心，你那窝猪崽子不就是你家那头花郎母猪下的吗？花郎母猪打圈的时候，不是你家伙计赶着它到我们屯找老李家的公猪配的吗？”

　　张保长这下没话了，他又说：“行，就算是这么回事。那你说你家小三到我家后我对他咋地啦，是不给他吃还是不给他喝啦？看他的鞋坏得不像样，我把俺家孩子的新鞋都拿出来给他穿。你还让我咋地？这回是他不争气，净贪玩，我教训教训还不应该吗？”

　　“有你这么教训的吗？再教训两次孩子都被你打死啦！”

　　“你别跟我来这套，孩子我已经打啦，你能咋地，愿哪告哪告去！”

　　老爷子是个火杖子脾气，听他这么一说，抡起棒子就要和他拼命。院里的伙计们强把他拉住推回了家。

　　第二天晌午，溪浪河警察所来了两个警察，进屋不容分说就给老爷子一通皮带，然后把他带到警察所扣了起来。罪名是携带凶器私闯民宅，企图行凶扰乱社会治安。

　　第二天，大姐夫叫他的老爹“张八先生”给警察所送了五十元钱，老爷子才被放了回来。

　　大家问他：“警察所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