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着到家串门。”

　　“好，一定！”

　　回到谭屯以后，晚上我一宿没睡着觉，这心里头总觉得不是个滋味。虽然我和张瑞芳没有什么太深的感情，但毕竟是相识一场，如果她找一个年岁相当的好人家，我这心里还好受些，可她找了一个和他爹年龄差不多的老头，我这心里总觉得酸酸的很内疚。

　　可能是心情不好的关系，再加上我顶风冒雨地奔走了上百里地，第二天早上我就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饭一口吃不下去，浑身酸痛，滚烫滚烫的。做饭的胡大婶着了急：“这孩子怎么出了两天门就造成这个样子？”她给我找大夫，又是给我做好吃的，闲着的时候坐在我身旁，顶把给我换凉手巾敷额头。学校的学生听说我生病了，都到宿舍来看我。很多孩子从家里给我拿来粘豆包。赵小宝的妈妈现借了一碗白面，做了一碗面汤，用棉衣服包着给我送到了学校。

　　在我有病的那几天，多亏了胡大婶的精心照料。同宿舍的郑老师见我天天发高烧，害怕我得的是霍乱，吓得跑到老乡家去住了。周校长也害怕是这事，很少到宿舍来，并且对胡大婶说：“如果再不见好，得把他隔离起来。”他的想法我倒理解，因为学校还有六十多个孩子。

　　过了三四天的时候，我的病好了起来。大夫说没啥大事，是急火攻心再加上感冒养几天就好了。

　　谭屯小学在我去的时候建校就有十来年了，校舍由于一直没有维修，有些破烂不堪。门窗七扭八挣，房上的青瓦也坏了不少。阴天下雨外边下大雨，屋里下小雨。风雪天，屋内冷风嗖嗖，雪花飘飘。一个用洋铁桶做成的炉子，因为没有烧柴也时常断火。看到孩子们冻得嘶嘶哈哈的样子，我跟周校长说：“咱们能不能和上边反映反映，拔点经费修修校舍。现在这个样子，孩子们上学多遭罪？”

　　“这事我和上边说过多少次啦，甚至县教育科我都去过三四次。人家说‘现在哪有钱修校舍，皇军在关内打得正紧，钱都被用作军费了，老师的工资都勉强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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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咱能不能自个想想招。”

　　“咋想招，你挣几个钱？”

　　“咱倒都没钱，我寻思和有钱人家合计合计，叫他们每户少出几个，咱这问题不也就解决了吗？”

　　“这招我也想过，可你没看，这些有钱人一个个抠得一个子掰成两半花，他们能出这个血吗，要不你试试看？”

　　第二天，我开始奔波在四外屯的有钱大户人家说明集资修校舍的好处。这些人家就像合计好了似的，异口同声地说：“修校舍我们倒乐意，看着孩子们上学遭罪我们这心也不好受，可这年头连饭都勉强吃上，我们哪有闲钱捐给学校啊？”跑了十多天的时间，我累没少挨，话没少说，结果一分钱没集着。周校长苦笑着说：“王老师，拉倒吧，别费那个劲啦，跑得再多咱也是白扯！”

　　一九四三年底，舒兰县教育科为了考核小学的日语教学水平，在全县分片召开小学日语抽调会。法特地区的周边小学都到法特中心校参加抽调比赛。参赛的那一天，我和周校长带着两个精心挑选出来的学生来到考场。

　　主考官是县教育科的两个日本科员。轮到谭屯小学的时候，我的两个学生就以纯正的口音和流利的对话惊动了在坐的老师。主考官连连点头说：“摇西，摇西。”然后问这两个学生是哪位老师教出来的，我站起来说：“是我的学生。”他们对中心校的赵校长说：“这个年轻老师很有水平，你要大大的提拔。”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谭屯小学夺得了第一名。

　　考试结束后，周校长可高了兴。说：“这风头，咱们学校还是第一次出，今天晌午我请你们三位功臣撮一顿。”这一次是老校长有生以来第一次请老师和学生吃饭，吃的是苞米面大煎饼，每人一碗豆腐脑外加一盘豆芽凉菜。

　　大约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县教育科来了调令，调我到杨木林子小学做老师兼校长，谭屯的老乡听说我要走，不少人都到学校来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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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行的那一天，我拿出十元钱，叫胡大婶到集上买了些鸡、鱼、肉、蛋等。晚上由自称美食家的郑老师主灶，做了几样菜。我们学校四名教职员工，边吃边唠了起来。

　　周校长说：“我呀已过了花甲之年，不是卖老，从后清的时候到现在我已在教育界工作四十余年了，我寻思咱国家落后就落在这人们愚昧，书念得少，因此拼着命地教书育人。我敢说我的桃李满天下，可真正有出息的没有。什么原因？我睡不着觉的时候常寻思，是年头不行！就拿咱们现在的满洲国来说吧，你书念得再好再有能力，有日本人压着，你能出息到哪？我也寻思好啦，再干个一两年我就告老还乡，买他几亩地过个安生日子就行了。”

　　郑老师说：“说句心里话，这教员我早当够了，你说现在这教员多难当，自己国家民族的事都不准讲，哪句话不对戗着日本人的肺管子就给你扣个反满抗日的罪名。王老师那回是运气好，换了我非得坐大牢。再说现在教的这个日语吧，你往好了教，老百姓骂你是日本人的狗腿子。不往好里教，上边不答应。像我这前怕狼后怕虎的能有什么出息？你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