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劲，闹了巴开是反动派家里的！”把这些家属弄得十分尴尬。

　　我问身边的周科长：“我们的衣服咋还不换，穿着这身皮多别扭？”

　　“部队已经逐步换了，后勤好像还得过一阵。”

　　新兵出发的时候，道两边的人在锣鼓声中喊着口号，家属们躲在一旁，呆呆地瞅着沸腾的人群，李科长老婆说：“**可真行，把人弄得像着了魔似的，明知当兵打仗是去送死，还争着抢着去，看来蒋匪帮真不行了！”

　　在江甸镇，家属们住在一个买卖家，吃饱了饭都不睡觉跑到大街上卖呆，回来后就议论开了，七嘴八舌地说：“这地方的老娘们可真怪，人人手里都拿着个鞋底子纳。”

　　做饭的几个妇女一听乐了说：“你们是刚从那边过来的不知道，这不是怪，是我们妇救会给部队做军鞋。”

　　马瑞芳问：“多少钱一双？”

　　一个年岁大一点的妇女听后有点不愿意了，说：“你当我们是做买卖哪？这是支前，支前懂不懂？就是给前方打仗的战士们穿的，你说给自己的子弟兵做鞋还能要钱吗？”

　　“那还不给点工钱哪？”

　　那个妇女来了气指着马瑞芳的鼻子说：“你这个人怎么就认钱，解放军战士在前方流血牺牲都不怕，为了解放东北连命都豁出来了，我们做几双军鞋还要工钱，那还是人吗？”马瑞芳闹了个没趣，讪不搭地走了。

　　正在这时，从大门外兴冲冲地走进来一个年轻妇女，手里拿封信，走到这个妇女面前说：“马嫂，你家二小子捎信来了，八成又立功啦！”

　　马嫂拿过信瞅了瞅：“这小子真是傻，我不认字捎什么信呢？带个口信不就得了。”

　　我说：“大嫂，我给你念念怎么样？”

　　“中，麻烦你了。”

　　打开折着的信我一看，只见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妈，儿子要上前线啦，这一次是打长春，长春的反动派挺顽固，这次非打下不可，儿子别（憋）足了劲，多打死几个反动派，替大哥和爹报仇，立个大功叫妈高兴。”

　　念完后马嫂掉下了眼泪，我问她：“马嫂，你这儿子多好啊，怎么地你家大哥和大儿子都牺牲啦？”

　　她擦了擦眼泪叹了口气：“打四平的时候，他爹抬担架被炸弹炸死了，大小子也被打死了，我一急眼把二小子也送去当兵，叫他替他爹和他大哥报仇。这小子真记在心上了。说句实在话，我这家叫国民党反动派坑苦啦，原来听说你们是蒋匪帮，叫我给你们做饭我这心直咯噔。不过听说你们也是解放军了，我才来给你们做。”

　　周科长瞅了瞅我：“这就是咱们的革命家属啊！”

　　听了周科长这句话，我心里的火腾的一下上来了，推开家属们睡觉的屋门闯了进去，家属们这时也没休息，坐在炕上唠着嗑。我听李科长老婆说：“我看明白了，**是真厉害！得天下是肯定的了，连老百姓都对国民党这么大的劲，看来国民党真不行了，老爷们走的这步棋对了。”

　　家属们看我气昂昂的进了屋，都瞪着吃惊的眼睛瞅着我，我把炕沿一拍喊道：“咱们现在是在解放区**的地盘，知道不？以后你们说话得有点收敛，别得啥说啥，本来人家就瞧不起咱们，还竟说些败兴的话，叫我都抬不起来头。你看人家马嫂，老爷们死了，大儿子上，大儿子死了二儿子又当兵，人家这才叫革命呢！谁像你们张口钱闭口钱，丢人不？”

　　马瑞芳一听不干了：“你说我哪，钱咋地啦？缺了钱谁也活不了，你冲我们发什么火？要革命谁也没拦你，叫玉莲多生几个儿子都去当兵才好呢！”

　　玉莲一听急忙下炕把我推出了屋：“你也是，跟她们说这些有啥用？”

　　“不说我这心里憋得慌！你看人家老百姓的觉悟，再看看咱这些家属，周科长说‘这些家属思想真落后，有的甚至反动’，我都没话说。”

　　那天晚上部队出发奔头道镇，半路上碰到了一伙支前独轮车队正好同行。我凑到一个五十来岁的老汉身边和他唠起了嗑，我说：“大叔，推啥呢？”

　　“粮食呀。”

　　“支前哪？”

　　“部队要打仗，咱得抓紧把粮食送去，不能叫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啊！”

　　我顺嘴问了句：“你们这运粮食给不给工钱？”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心想我刚说完家属，自个怎么也犯这个毛病？看来一个人的思想和习惯要改变也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老汉听后，歪脖瞅了瞅我说：“不知管你叫同志还是叫啥，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这解放军是谁呀？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谁，是人民。这人民给子弟兵送粮食还要工钱，能有这个理吗？我说你这个人哪，真得好好学习学习！”

　　周科长见我被一个老乡给训得哑口无言，不禁嘿嘿地笑了起来。

　　“你笑啥？”

　　“你没看，新解放区的老乡都有这个觉悟，咱这军队能不打胜仗吗！”

　　部队到达头道镇的时候，这里已经住满了解放军。独五师的部队驻扎在镇外的野地里，只有家属们被安排到小学的几间教师里。

　　下午两点多钟，兄弟部队的几个战士在操场讲台的两边埋了两根木杆，用白布拉成一个大条幅，上边写着“忆苦大会”。家属们议论说：“怎么老整这事，能当啥用啊？”

　　过了一会，一个营的部队开进了会场，当地的一些老百姓也赶来卖呆。

　　那个时候的忆苦会千篇一律都是控诉地主老财怎么剥削穷人，穷苦老百姓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