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色彩总觉得是个谜一样。

《新共和》周刊全文刊登了我的采访记，华盛顿、纽约和几乎美国所有的报纸都转载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基辛格访问记所引起的轰动和它所产生的后果都使我十分惊讶。显然我低估了这个人物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可能产生的反响。显然，我轻视了与他会晤的这个难以忍受的一小时。事实上，这件事成了人们谈话的中心。很快就传说尼克松对亨利十分恼火，为此拒绝见他。亨利给尼克松打电话，请求见他，还到他在圣克利门蒂的家找他，但都无济于事。由于总统继续生他的气，圣克利门蒂的大门关得紧紧的，请求会见遭到了拒绝，他的电话也不被理睬。总统不能原谅亨利对我说的他取得成功的原因：“关键在于我总是单枪匹马地行事，美国人特别喜欢这一点。美国人喜欢独来独往的骑马牧者，喜欢只身进入城市和乡村的骑马牧者，仅此而已……”报刊也为此批评了他。

新闻界对基辛格一贯是宽宏大量的，而对尼克松却冷酷无情。可这一回，正好相反，每个记者都谴责基辛格发表这样的言论未免太傲慢，至少也太轻率了。作为尼克松的使者，亨利·基辛格怎么可以把一切功劳都归为己有？怎么可以把尼克松置于旁观者的地位？当一位微不足道的教授以西部电影中亨利·方达[7]的风度进入乡村处理事务时，美国总统到哪里去了？最不留情的报纸还刊出了漫画：基辛格穿着牛仔服，骑着马去沙龙。另一些报纸刊登了脚蹬马靴、头戴大檐帽的亨利·方达的照片，下面写道：“亨利，孤独的骑马牧者”。尽管恼火，基辛格还是接受了一位专栏作家的采访，声称接见我是他“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还说我歪曲了他的回答，曲解了他的思想，拿他的话做文章。他的做法实在笨拙，惹得我比尼克松更恼火，我便起来反击。他那时在巴黎，我给他发了一份电报，责问他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我还威胁他要把采访时的录音公布于世。我说，基辛格先生，别忘了讲话已经被录在磁带上了，这盘磁带可以提供给大家，也可以帮他恢复正确的记忆。我对《时代杂志》、《新闻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也这样说了，对一切向我询问此事的人都这样说了。我们的吵架几乎持续了两个月，双方都很不愉快，特别是我。对亨利·基辛格这个人我受够了，提起他的名字就使我紧张不安。我恨透了他，以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