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19世纪的人物。你要知道，在19世纪，那不勒斯有着自己的浪漫主义和过度的敏感性。实际上，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那不勒斯人，也永远不会让你忘记他是一个那不勒斯人。谁听说过那不勒斯浓重的双辅音口音？谁听说过那里的西红柿酱拌面？谁听说过那里的梅尔杰利纳吉他？他利用各种借口，把话题引向那不勒斯这座城市。肯尼迪服了他，为他写下了“那不勒斯万岁！”后面用了一个惊叹号。如果说，凡此种种能让人想起意大利是一幅墙上的镶嵌画，那么与此同时，也显示出一种令人称道的诚实。我相信，他的满腔热情是由那里产生的，或者说是由一种秘而不宣的愉悦需要，或者说是讨人喜欢的需要所产生的。你会感觉到，在他的身上，就像在许多南方人的身上那样，有一股压抑的激情、孤独的伤感和脆弱。他讲述说自己从小就需要父亲的鼓励，以得到进取。“好啦，你会成功的！你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但是他感到自己受着多种感情的纠葛，犹豫不决和畏惧情绪的困扰。尽管如此，最终，他还是功成名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40岁左右时，也就是当他阅读了《抵抗运动时期被判死刑者的信》之后，才发现了自我的价值。这就是英国人所说的“a late-blossomed tree”——一棵晚开花的树。耐得住性子，这样更好。神童往往很快会才思枯竭，晚开花的树能有更加长久的青春。我们需要他永葆青春，因为他声称要很好地保卫我们的这个共和国。为了这个共和国，我们曾经付出过鲜血、艰辛和痛苦的代价，而现在却有人企图分裂瓦解它。

同乔瓦尼·利昂纳的访谈引起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的愤怒并不是偶然的。在议会，“社会运动”的一名议员就一位总统是否有权以利昂纳与我交谈的方式向记者发表谈话提出质疑。《意大利世纪报》为此发表了一篇文章，卑鄙地指控他曾在20年代加入了意大利法西斯民族党。由两名原共和党议员领导的一家淫秽刊物为此用了冗长的篇幅，除了对我进行老一套的谩骂外，还以更加小心谨慎的方式和更加卑鄙可耻的手段将辱骂扩展延伸到了他的身上。所有的人纠集在一起，叫嚷着，他是多么的不得人心。难道他们没有为他的当选曾经投过30张选票吗？似乎，他们确实是在歇斯底里中发了疯，而对我来说，那样的歇斯底里让我感到大喜过望，因为新闻界从未给过我这样的满足感。还有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乔瓦尼·利昂纳以一个不为讹诈所动，或者说不为侮辱所动的人的冷静镇定，顶住了这股汹涌的仇恨浪潮。实际上，他声称没有后悔接受我的采访，也没有后悔与我谈了足足有四个小时。为了表明这点，两个月之后，他邀请我到波尔齐亚诺城堡，请我品尝一下他煮的香浓咖啡。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总统先生，我不知道您回答我的问题最终能达到什么样的深度。实际上，共和国总统被一些人视为是一个用来装饰门面的人物。当他身处象牙塔里时，只是为了颁发奖章；而当他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时，只是为了祝贺桥梁竣工，或者发表一些含糊其辞的演讲。但是我非常希望您能回答我，坦率地回答我，因为我认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有如此正当的必要性，甚至是令人绝望的必要性，去听取那个代表着国家的人的声音。

乔瓦尼·利昂纳（以下简称“利”）：您瞧，我一到这里，就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现在在干什么？每天，我都得重复这种忏悔的行为。关于共和国总统的作用有着华而不实的表述——精神之父和最高顾问，等等。但是我相信那些称之为“总统有权表露内在感情”的东西。也就是说，我认为，总统可以表达自己的见解，并付诸实施。显而易见，是以谨慎的方式来表达，当然，是采用适度的方式来表达。不要突出强调那些可能会成为争议对象的观点。但是，即便由总统采取的立场也必然会成为争议的对象……事情是这样的：在经过良心的过滤而获得通过，并自问是否符合意大利人的想法之后，我照样会表达出自己的立场。宪法一般规定，总统发布各种文告。文告就是誓言。对于誓言，我们见证过各种诠释。譬如，有埃诺迪[2]的文告，从表面上来看，它是枯燥乏味的；有格龙基[3]的文告，其中不乏对前景的描述，以至被某些人判断为与其说它是一个国家元首的讲话，还不如说是一个政府首脑的讲话。还有萨拉盖特的文告，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我也遵循了这一模式，但是我认为，某些事情非说不可。在一些悲惨的时刻，出于自己的良心和国家的利益，总统甚至可以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说出一些非常强硬的话，或者去做一些非常强硬的事。如您所知，我也可以否决在议会投票通过的法律。我希望永远不要发生这样的事。因此，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有权去表达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人们不能不给我这一权力，不能不给总统这一权力……这是总统的合法权力，是总统的权力和责任。

法：是责任。谢谢，因为有待进行的访谈话题正是涉及意大利目前正在经历的悲惨时刻。这是一个百病缠身、万恶丛生的意大利，这个意大利因百病缠身、万恶丛生而处于自杀的边缘，但是，首先是以如此背信弃义的方式滥用自由和民主。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