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上的薄雾一样。各种脸谱和形象如同时隐时现的阴影混杂在一起……我难以相信这个叫赫伯特·弗拉姆的男孩子就是我自己。”勃兰特不喜欢谈论他父亲。当他坦率地告诉我他一直知道他父亲是谁，“战后他还活着，就在那时我也不愿见他”时，我感到惊讶。应该指出，“私生子”的烙印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给他增添了不少麻烦。他的对手，特别是阿登纳[1]，甚至在竞选运动中也无耻地利用这一点。如果它使我们在对阿登纳的看法上投下一个阴影，那么它却有利于我们对勃兰特的理解。在生活中蒙受过耻辱成痛苦的人，往往更能成为杰出的人物。美梦直至成就经常来源于饥饿和不幸。如果他从童年时代起就坐在父亲的膝盖上游戏，也许维利·勃兰特就不是今天的维利·勃兰特了。

他不太像他的同胞。他当了12年的挪威人。他坦率而诚恳地大胆承认，在他的血液中还有挪威人的成分。“当一个人刚跨进少年时期就逃往另一个国家，掌握了它的语言，吸收了它的文化，他就失去了第一个祖国，又找到了另一个祖国。对我来说，挪威是第二祖国。”那么，他现在是否仍然坚持这一点？你越仔细观察他，听他讲话，就越产生这样的疑问：他到底哪部分像德国人，哪部分像挪威人？他在挪威有一所住宅，每年回去度假；他在挪威有知心朋友；他在挪威娶过第一个和第二个妻子，因而他的孩子有一半是挪威人；他用挪威文写的文章胜于用德文写的文章，这也是阿登纳攻击他的一个借口，称他为“外来户”、外国人；他对护照不在乎，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一个丝毫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人，曾经代表而且仍代表着一个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国家，这岂不是妙不可言吗？直到1946年，勃兰特才重新成为德国公民。选举他有助于维护新德国的荣誉，而散布针对他的丑闻，使他丧失威信，则是新德国的耻辱。无论怎样考虑问题，利用他的秘书为苏联人当间谍这件事制造丑闻以及后来对他的讹诈都是不值得的。讹诈是件极不光彩的事。

采访是在总理府他的办公室里进行的，那是1973年8月28日星期三和9月3日星期一，共两次。一篇采访记录能够如此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一个人物的肖像是不多见的。这不仅是由于他说的那些话的内容，而且还由于他说那些话时所采用的方式和方法。他讲话准确、详尽、严谨，几乎没有使用过有损于他的端庄和镇定的语言，也没有泄露过有害于他自己的机密。如果你想进一步挖掘他的思想深处，他会有礼貌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