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政府主义”和“左派”思想表示宽容，并提出善意的责备。但是他承认我是一名工作认真和为人正直的记者。其中有一封，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事实上，我们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我认为对于自由社会来说，大家能毫无畏惧地争吵和交换看法是有益的。”我始终没有给他回信，向他询问自由社会和毫无畏惧地交换意见是什么意思。当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不怕他和他的中央情报局。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每当看到他的签名时，我总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我意识到中央情报局一向有接受记者采访的美德，而克格勃却没有。尽管这是事实，但是要人们忘记自己因遭到监视而产生的不安感是困难的，就像我多年来从未忘记过那样。中央情报局同亚历山大·帕纳古里斯遇害事件似乎不是没有瓜葛。鉴于事情发生时科尔比先生已被削职为民，我不知道他对此是否了解。不管这将会怎样不公正地伤害科尔比先生，但我不得不说明这是在1976年圣诞节我接到他的一张贺年片的时候首先在脑海中产生的想法。贺年片上画着身穿蓝色长袍的圣母将圣婴耶稣温柔地抱在怀中。

奥里亚娜·法拉奇（以下简称“法”）：科尔比先生，我想知道这些人的名字，意大利那些领取中央情报局酬金的无耻之徒的姓名。意大利不是果品联合公司所属的香蕉共和国。科尔比先生，使某个政治阶层都蒙受嫌疑是不公正的。您不认为我们的众议院议长佩尔蒂尼有权知道这些人的姓名吗？

威廉·科尔比（以下简称“科”）：不，因为我们的众议院通过表决规定对那些人的姓名必须保密，因为中央情报局必须保护它的合作者，必须保护与它一起工作的人。当然，是否提供那些人的姓名得由美国政府来决定。我现在不是代表政府讲话，而是代表中央情报局讲话。我的意见是否定的，我的建议是否定的，不能透露姓名。在遵守协同工作的人同我缔结的协议方面，这是我起码应做到的事。你们的议会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调查，不是有专门从事调查的警察吗？那些受到怀疑的人只要说“这不是真的，我没有接受钱”就行了。我认为这样做就很好。我不能为了使一些人避免受到怀疑而牺牲另一些人。凡是我答应保守的秘密，我一定要保守。一旦失信，我就会找不到这样的合作者。排除法是很容易使人陷入圈套的。如果我对六个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