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此而感到遗憾。

苏：您不必过多地为此而感到遗憾，因为许多人都以为我是这样的人。这应归咎于我的这张面孔，这厚厚的眼皮，垂下的双颊。我有一位朋友，是个雕塑家。有一次，他想给我塑一个半身像。他花费了无数的时间，塑好了，又毁掉。后来他说：“问题是这样的，你的面孔太一般化了，也就是说，你有一张普通人的面孔。你不是一个温和的人却有着温和的线条。”我举这一例子并不是想说明我是个强硬的人，尽管我不时发火，但我不是强硬的人。当然，我也不是那种易于屈膝顺从的人，或者是可以被吓唬得住的人。我在监狱中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

法：今天也是这样吗？

苏：从不灰心丧气是一回事，不抱幻想是另一回事。即使不抱幻想的人也可以抱有希望。当然，希望是斗争得来的。

法：就像英国人击爱尔兰人一拳那样吗？

苏：我不知道我是否击了那一拳。

1975年9月于里斯本

[1]奥特洛·萨赖瓦·德卡瓦略（Otelo Saraiva de Carvalho, 1936—　），葡萄牙陆军上将，武装部队运动成员，1974年康乃馨革命的主要战略决策者。1975年3月参加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1984年被指控参加或接触恐怖组织，1989年罪名被赦免，后成为一名军火商。

[2]埃内斯特·梅洛·安图内斯（Ernesto Melo Antunes, 1933—1999），葡萄牙军官，武装部队运动政治纲领的主要制定者，在康乃馨革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

阿尔瓦罗·库尼亚尔于1913年11月10日出生在科英布拉。1934年成为卢西塔尼亚共产主义青年学生组织的书记，公开与萨拉查政权对立。他于1940年第一次被捕，1949年，又一次被捕，被判30年徒刑。1960年成功越狱，逃往莫斯科避难，最后迁居巴黎。1961年，在国内以鼓掌方式被任命为葡萄牙共产党书记。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回到葡萄牙，参加临时政府。但是很快退出政府，着手组织和领导极左力量。1992年退出政坛，以曼努埃尔·蒂亚戈的笔名，写了许多评论和文章。他于2005年1月12日在里斯本去世。

1975年6月，在葡萄牙举足轻重并左右着执政军人的人，在选举中虽败犹胜的人，是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阿尔瓦罗·库尼亚尔。采访他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但是一旦能采访到他，从他的言谈中，你可以充分了解到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轮廓。库尼亚尔不屑使用外交辞令，他无比直率，张口便说出他心中想说的话。在他所向往的和他所追求并已经部分达到的目标中，有一项就是彻底拒绝民主自由，即彻底拒绝被理解为宽容和文明的民主自由。他谈话的核心是要么无产阶级专政，要么法西斯专政。第三种力量无足轻重，自由社会主义微不足道，而且如果自由社会主义损害了他的欧洲同志，那么就更糟。对这些，他都直言不讳。但是对个人私事他守口如瓶，甚至拒绝透露他是否已有妻室子女，拒绝透露他逃出佩尼谢监狱之后的流亡生活是在哪里度过的。（苏亚雷斯于1975年9月向我证实，流亡期间，库尼亚尔主要寄居在莫斯科。一月之后，卡里略向我重复了同样的话。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他们都一致认为库尼亚尔已经结婚，至少有一个女儿。人们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对此讳莫如深。在独裁政权已经垮台，秘密状态也随之解除的今天，这完全是多余的。）人们难以明白这种严守自身秘密的作法究竟是如何产生的。甚至有关他的被捕、受审、被判无期徒刑和14年囹圄生活的情况，我都没有能让他说出片言只语。尽人皆知，他在萨拉查的狱吏面前的表现一直是非常高尚的，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但是我相信保密的嗜好产生于他从事秘密政治活动的经历，产生于某些共产党人所具有的典型性格。我没有采访过贝林格，但曾为了要求采访他而会见过他。我发现他与库尼亚尔一样，也设置着一道屏障。这并不是偶然的。只要谈思想观念，贝林格可以开诚布公，侃侃而谈。但一提及他的私生活或者涉及他的个人问题，他便面有难色地闭口不言。总之，政治上敢作敢为的人往往在有关自身的问题上变得腼腆而拘谨。也许是因为他们并不自信，或者对自己并不满意。

尽管库尼亚尔的性格是不可取的，但他却使我产生好感，他也许是我见过的最讨人喜欢的领导人之一。荒谬绝伦的是我越被他的原则和言语吓得连连后退，就越感受到他的魅力，以至于我必须努力去忘掉这一点：一旦他大权在握，而我正是他在葡萄牙的政敌的话，那么他将会毫不犹豫地枪毙我。对他产生这种好感的原因难以解释清楚，而有些人则认为原因很简单，因为女人们喜欢库尼亚尔，没有一个女人不为他那俊秀的脸蛋、美丽的蓝眼睛、甜美淳朴的笑容和一头银丝而动心。尽管他年事已高，身材矮小，衣着简朴，但他富有一种强烈而不可抵御的性感。诚然，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但还不足以解释上述现象。事实上，男人们——我指的是正常的男人——也像女人一样喜欢库尼亚尔。你将找不出一名男记者或库尼亚尔的政敌说出与此相反的话来。根据我的经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