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考虑到最基本的现实：不管他们喜欢与否，民主正在重返西班牙。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什么？是反美的民主呢，还是准备同他们合作的民主呢？

法：有些人认为基辛格指望着胡安·卡洛斯。

卡：噢，在胡安·卡洛斯身上，您想让我说些什么呢？他是一个佛朗哥可以任意操纵的人，是一个缺乏自尊和政治辨别力的可怜虫，是一个一头扎进了要他付出高昂代价的冒险事业中去的傻瓜。我马上给您解释胡安·卡洛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胡安·卡洛斯在巴利阿里群岛度假，佛朗哥下令说：“你到这里来。”他马上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赶到加利西亚。佛朗哥给他一个文件，说：“你看看这个反恐怖主义的新法律。怎么样？好不好？”胡安·卡洛斯回答说：“好，好。”佛朗哥又说：“那好，你可以回巴利阿里群岛去了。”大家都不禁要问：“胡安·卡洛斯到加利西亚去干什么呢？”他到那里去什么事也没有干，仅仅是阅读这个法令，说声“好，好”，只是因为那天佛朗哥也想找他的麻烦。胡安·卡洛斯的前景究竟如何呢？至多也不过是当几个月的国王。如果他能及时地断绝同佛朗哥的关系，那么他可能会得到立足之地。现在他连立足点也没有了，他被唾弃了。我愿意他收拾好行李，同他父亲一起离开，说一声：“我把这个君主国交到人民的手中。”他如果不这样做，结局将是可悲的，真的，将是可悲的。而且他还可能遭到不测。

法：要是您向他提出的全民投票的建议使君主政体获胜呢？

卡：这没有关系。如果人民决心要君主政体，我们将同君主政体一起搞政治。同样，如果您问我，一旦建立起民主，而你们共产党人在选举中遭到失败，那该怎么办？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会等待，我们将对大选的获胜者说：“好，你们执政吧。”我决不违背人民的意志。我也不想反对选举的结果。我决不会去干库尼亚尔干的事，永远不会。我不仅现在这么说，只要我活着还有一口气，我还将这么说，我们西班牙共产党人不想把社会主义强加于人。社会主义应该来自人民和绝大多数人的意志。不能以反对人们的愿望和牺牲人们的自由来搞社会主义。我不怕选举，相反，我要求选举。民主联盟预计选举可在佛朗哥垮台后一年举行，而我却做好马上进行选举的准备。一旦候选人名单准备就绪，选举就摆在全体人民面前。

法：也面向佛朗哥主义者？

卡：当然。我知道右派是强大的，但我更喜欢法西斯分子以他们本来的面目参加选举，而不是贴着民主派和自由派的标签参加选举。您别以为我这样说简直像天使般纯洁。我作过估计，要是阻止右派使用它的真名，那就糟了。况且西班牙人已经懂得怎样进行投票选举。我不怕我的党在选举中失败。在西班牙，共产党就是工人的党。很大一部分天主教徒是我们的盟友，而不是我们的敌手；社会党人也是我们的盟友，而不是我们的敌手。最近我们赢得了工会选举的胜利……如果我估计错了，我也甘心。我向您重申，我不是库尼亚尔。

法：这样我们就触及了问题的基本点：圣地亚哥·卡里略的共产主义，甚至是圣地亚哥·卡里略的粉红色的共产主义，是反对库尼亚尔，而赞同苏亚雷斯的。

卡：请听我讲明白，我是个共产党人，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我不是粉红色的。不，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对欧洲的经济做过认真的分析。在1917年发生了不少事情，共产主义通过列宁的革命取得了胜利。但继续把革命看成是1917年列宁进行的革命，那就会像罗得的妻子[8]一样。您知道，《圣经》中的这个人物因为回过头去看，一下子就变成了一根盐柱。不应当往后看，不应当看俄国革命，而应当往前看，应当看欧洲。我们共产党人应当自问，为什么共产党仅仅在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处于封建主义边缘的国家里取得胜利。且不去谈中国，在那里干脆就是亚洲的封建主义。我们应当自问，为什么社会民主党仍然最受工人阶级的拥护，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是的，可以轻易地作出这样的回答：社会民主党同资产阶级合作，已成为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但这样的回答根本不能把问题解释清楚。按照这样的逻辑，岂不是等于承认，我们共产党人同布尔什维克一样，我们被苏联的榜样和占领冬宫的思想迷惑住了吗？岂不是承认我们不愿意，也不善于进行我们本来能够去进行的改革吗？岂不是承认在如何进行改革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社会民主党比我们更成熟吗？

法：我要问自己，其他的共产党听了这些话会怎么想呢？

卡：您知道，今天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不是铁板一块。现在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现在存在着各国的共产主义。它们相互有别，每个党都有它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人。并不是所有的党都承认我们执行了一种脱离实际的战略。不错，在西班牙，在意大利，也许在法国，情况不同。但在这些国家中，都曾经发生过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共产党是这场战争中的主要代表者。这导致了这三个共产党同群众民主地结合在一起。总之，这三个党避免了僵化，从而发现了我所持的真理。首先，共产主义正好在人们认为容易获胜的地方没有取得胜利；其次，社会主义不能全盘抹杀历史上已经取得的成果，即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