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否决权，阻止我去。我回答他说：“尽管您行使您想行使的权力，我还是要去。”这是滥用权力吗？

法：宗座，不管您说的是否有理，今天的现实已经发生变化。土耳其族人占据着整个岛的40%……

马：我不能接受这一说法。因为我不能承认“既成事实”，我不能以我的签字使通过武力造成的形势合法化。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建议我同土耳其族人商谈建立地理联邦的事宜，认为我理应是个不太强硬的人。他们一再说，他们将能满足于30%，而不是继续占据整个岛的40%：可以是灵活的。我不要这样的灵活。

法：“灵活”这个字眼是亨利·基辛格所喜爱的。是他对您这样说的吗？

马：基辛格从来没有明确地对我说过他赞成建立地理联邦。他从来没有明确地对我说过他正在做什么。他总是对我说“为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他总是翻来覆去地说：“我们不打算谈我们为说服土耳其而正在做的事。”这样，我也就不能断言他正在酝酿一个为我所不能接受的协议。但是我可以告诉您说，我们在很多很多的事情上看法仍不一致。如果美国愿意的话，那么它在这件事上能够起到更有决定性的和更加明确的作用。不是它在向土耳其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吗？不是只有它才能够说服，甚至迫使土耳其变得更加理智吗？

法：宗座，您相信未经基辛格的默许，总之，未经美国人的默许，塞浦路斯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事件吗？

马：噢！我相信，美国及其他国家事先就得到有关土耳其当时正在准备入侵塞浦路斯的消息。也许他们受了土耳其人的骗，也许他们中了圈套。当时土耳其人告诉他们说，这将是一次有限行动，一次旨在两日之内恢复宪法秩序的警察行动。也许他们很晚才了解到土耳其的真正计划是什么。但是，他们本来仍然可以制止事件的发生。他们可以拦住源源而来的土耳其部队。我就此事同基辛格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向他表明了我的失望。我毫不掩饰地告诉他，我对他的国家所采取的态度是何等不满。

法：他怎么说？

马：他回答说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回答说他在幕后奔忙，做了说服土耳其人的工作。就是在这次讨论中，他也不愿意明确地解释他究竟做了些什么。

法：宗座，许多人觉得基辛格和美国应负的责任远不是在土耳其入侵塞浦路斯的问题上，我们没有忘记入侵是在继雅典军政府发动了推翻您的军事政变之后发生的。还有……

马：当然，悲剧的第一章是由雅典军政府写下的。塞浦路斯首先是由于希腊的干涉而遭到破坏的。土耳其作为第二个祸害接踵而来。提起此事，我犹感遗憾，因为希腊现政府对待我很好，以诚挚和坦率对待我。我没有见过卡拉曼利斯，也没有见过阿韦罗夫[3]，但是我认识马夫罗斯[4]。我喜欢马夫罗斯。他是个精明能干的人，是个诚挚而坦率的人。对我来说，他这些优点足够了。但事实依然是，如果塞浦路斯当时没有失去自由，那么希腊也绝不会恢复自由。事实依然是，如果前任政府，即军政府没有给土耳其人留下口实的话，那么土耳其永远也不敢进行干涉。土耳其威胁要入侵我们由来已久，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付诸行动，因为他们始终找不到进行这种入侵的口实……

法：是的。但是您不相信美国或者中央情报局同那次政变有某种关系吗？据说，中央情报局对谋杀您的事件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马：就各种谋杀事件而言，我不相信同美国有关系。事实上，在发生最近一次谋杀事件之前，正是美国驻内罗毕使馆的人员在我访问非洲期间告知我说，我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他们对我说：“我们获悉有人图谋在您回国途中杀害您。您要多加小心。”几天后，在塞浦路斯的人向我证实了这一消息。他们还说，暗杀将在15天之内发生。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正是这样。至于政变……我不知道。基辛格向我表白说：“发生反对您的那种政变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想我理应相信他。但是我应该相信他吗？无数的迹象恰好向我表明事情同基辛格所说的相反，只是我缺乏任何确凿的证据。我还向雅典打听消息，想了解得更多一些，但一切都枉然。我拿不出可以证实我的看法的证据，也就不得不把自己的看法深藏在心中。基辛格说：“当然，我们在注视着形势，我们清楚，约安尼迪斯不喜欢您，军政府的其他人也不喜欢您。但是我们没有获得何日将对您发动政变的具体情报。”

法：也许您7月写给吉齐基斯[5]的一封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马：我们可以说，那封信加速了政变的发生。但即使不写那封信，政变照样也会在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后发生。正如基辛格所承认的那样，这是再肯定不过的了：仅仅时间的早晚有待决定而已。在“归并”的分裂活动中，我是最大的障碍。他们热衷于“归并”的活动。每当我们行将达成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和希腊族塞浦路斯人之间的协议时，雅典的军官便高喊“归并”来加以干涉。他们说：“你们当地的协议无关紧要，我们的目标是归并。”我记得，有一天，其中的一名军官前来对我说：“您应该宣布归并，现在离土耳其出兵塞浦路斯还有四五天时间，还来得及，而且到时美国将会进行干预，并阻止他们入侵这个岛屿。在一周之内，归并将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也许他们